２００４年的７月，吴晓波和哈佛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进行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当时３６岁的吴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题材作家，有一张和实际阅历不相匹配的年轻的脸。１９９０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成为了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记者。那时，他心怀伟大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也期待有一天获得像李普曼式的荣光。
“美国世纪”的到来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维与写作，他一生向几代美国读者解释，你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好心理与头脑上的调整。而吴晓波的记者生涯，则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开放与兴起的过程。一个超过１０亿人的国家，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铁板一块、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变成了一个“１０亿人民９亿商”的国家。那些支配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成批地转制，长期被拒绝的外国势力与资本家们成群结队地涌来，重拾他们的先辈１００年前对“４亿人市场”的浪漫憧憬……《经济学人》在１９９０年代初的判断令所有的新闻记者怦然心动——中国是１９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象。在２００１年风行一时的《大败局》中，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咤一时的中国商业明星，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迅速获得成功之后，然后更为迅速地溃败。
在２００４年夏天的那场主题是“中国公司”讨论开始时，新一轮中国热正处于它的顶峰。它开始于２００２年前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９·１１促使中国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资，所有关于中国的想象再次在西方媒体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吴晓波正为一个命题而困扰，早１９７８年开始的那场变革之旅将近３０年后，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大多是行政命令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那些令人尊敬的民营公司，要么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要么在海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实际的冲击可能却并非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我们让中国制造涌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却几乎从未为世界创造出充满想象力的新产品，或是为商业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一群前仆后继的倒在沙滩上的夭折者构成的，在短期内我们看到了沙滩上的勃勃生机，却只有极少人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这是一种普遍却模糊的感觉，在讨论会上，吴晓波像几乎中国所有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遭遇了一个尴尬问题：他既没有案例库和数据系统可以引用，也缺乏理论可以依靠。所有判断都是基于“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思想上的深入和系统能力，和行动上的随意与不可靠，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一旦获得成功就得意忘形。
那次会议促成了吴晓波接下来两年的艰苦努力。他让自己像一个勤奋的写论文的研究生一样，重新回到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他按照编年体回顾了当时重要的商业事件、商业人物。这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为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积累素材，既有数据意义上的也有史料意义上，并在重新梳理与追问的基础上，寻找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轨迹与秘密。
２００７年１月，我看到了他努力的第一步成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１９７８～２００８）》的上部，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中国商业史。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阅读旅程，１９７８年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判断中国的改变要开始的，雇佣了８名以上的员工的小工厂就要被整顿，在自行车的篮子里放了超过８只鸡鸭就算是“投机倒把”；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
但是所有的滑稽故事，所有辛酸的个人命运，似乎都指向了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崛起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部分的空间，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地引发了广泛的变化。
这项逻辑贯穿了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改革，也仍适用于１９９２年之后的改革。只不过在此刻，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它将自己视作了一种新型的公司，于是中国超过２０００个县，变成了２０００个公司，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原则。
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已表明，政治力量能够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至少在最近的３００年，人口的压力带来物质的匮乏，曾经的政治动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强烈的饥渴（只要看看海外华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这两项因素，再加上１９９０年之后全球商业革命所导致的分工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契机，全球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使中国的经济崛起，变得不难理解。
在这本将近３００页的著作里，吴晓波不断提醒我们，公司只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态中的一部分，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传统、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紧密相联，相互作用。这种提醒，比我不断看到的由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自我庆祝的联盟要值得倾听得多。我们容易低估自己的时代，但也常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如果放在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上，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考量也理应如此，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商业变革，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精彩。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个由市场的庞大和人民的饥渴带来的繁荣，它还没准备好向全球商业史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比如技术上的创新、行业上的标准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只有到了那一时刻，中国的商业成就才值得真正地喝彩。
文：许知远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