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
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
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的死者，祈求过怜悯同情。”
重读《纪念碑》，我心胸还是那样躁动，仿佛曾经被撞击过的灵魂还在颤抖。“我为自己纪念碑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即使还只有一个诗人/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这是怎样的一种心胸和气势？他蔑视沙皇的专制和存在，他自信自己的诗歌力量，他骄傲自己的不朽，因为他坚信他曾唤起人们的善心和歌颂过自由的诗歌必将为让人们永远传诵。
普希金于1836年创作的《纪念碑》，距今已近200百年的历史，每次读来还是那样激荡人心，令人热血沸腾。他一贯坚决表明：“我要对全世界歌唱自由，声讨那皇位上的人。”（《自由颂》）他决绝怒吼：“世间的暴君！去发抖吧！而你们倒下的奴隶们，鼓足勇气，集中精神，奋起吧！”
普希金有一颗高贵的头颅，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善心。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却又深深同情下层人民。他在痛苦的生活中，奔放着自由的情感，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关注着民族的幸福和自由。在《纪念碑》中，普希金珍惜自由、人道的信念被淋漓精致地表现出来，并且被他引以自豪。普希金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和解者，他是一个唯美者，莱蒙托夫称他为“荣誉的俘虏”，当然莱蒙托夫自己后来也没有逃脱这一称呼。
普希金毕生是一个矛盾体，但他始终坚持反对专制、同情人民，歌颂自由，受到恶势力诽谤、攻击、陷害以至被谋杀。但他的灵魂不死，别林斯基说：“普希金所以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俄国来说真正是时代的儿子，他同他的祖国齐头并进，他是祖国精神生活发展的代表。”
反观我们的现当代诗歌却没有可以和《纪念碑》媲美的作品。我们的诗歌太爱“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让我一万次寻找：是你，只有你呵——革命！”最后发展到赤裸裸的“冲！冲！冲！”“杀！杀！杀！”“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最有可能产生和《纪念碑》并驾齐驱的作品时期，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个激情四溢的年代，以《小草在歌唱》为代表的诗歌对十年浩劫进行了反思和忏悔，在当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功亏一篑，诗人们没有继续走下去，他们还是停留在斗争、仇恨的层次上，已经出现的人性、人道的韵味没能深入挖掘下去。“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这样能震撼人心的诗句随着形势的巨变，已经让读者再也看不到了。
而今的诗人面对巨大的诱惑市场，缺乏一种对人性的尊重和关爱，缺失对自由的追求和仰望，缺少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悲悯的心怀。他们开始又回到17年和文革那代诗人俯仰权力，宠媚迷信个人威信老路上，关注夸大个人推动历史进程的作用，忽略普通人的情感和生存状态。
时下，我们缺少产生《纪念碑》的环境，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诗人从水管里喷涌出鲜红的血液来。然而我们的诗人是可以学习普希金精神的，秉承人道、人性、善良、同情精神，在这个纷乱复杂的时代倾注心血浇灌出《希望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