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皇帝威立姆，因为不爱讲话，得了个外号叫“Silent(沉默)”。其时佐临正在英国留学，同样不爱讲话，于是被称为威立姆·赛伦特·黄。佐临回国后，曾戏称密友舞美大家孙浩然为K.P(磕巴) ，K.P也不示弱，反称佐临为P.K(闭口)。笔者未能有幸目睹佐临风采，倒与佐临的女儿黄蜀芹、外孙郑大圣有过一面之缘，感觉他们都是特别善于沉默的人，似乎足以反证佐临的这个外号真正是“名符其实”。
不爱讲话的佐临进了一个以讲话为生的行业——其实他蛮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从英国回来后，他进了英系企业亚细亚石油公司，做一个不顾也不问的顾问，月薪白银600两。凭这个数字，用今天的词语，几乎可以称为“打工皇帝”，而且还是个清闲皇帝!公司给佐临配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他把它布置成书房，书架上桌子上到处摆满了戏剧方面的书不说，保险柜里还锁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禁书。于是，除了出去教课(他在一间中学里义务教英文)，他就在办公室里读莎士比亚和世界戏剧史。读着读着，逍遥皇帝不做了，他再一次来到英国，真正投入了这个以讲话为生的行业——戏剧。
冥冥中召唤佐临的也许是他的幽默感。初到英国的时候，学校组织迎新晚会，佐临上台表演了一个“中国戏法”：他左手拿个苹果，右手拿顶帽子，上得台来，先问下面谁能把苹果放在帽子下面给它变没了？台下自然无人应声，佐临于是三口两口把苹果吃掉，然后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摊开双手说：“没了。”——可别小看这么简单的表演，伯明翰大学的校长为此专门上台与佐临握手，以示鼓励!正是有了这个第一次登台，才有了后来的无数次。
不仅善于创造幽默，佐临显然还善于讲幽默故事，薄薄一册《往事点滴》(上海书店出版社)，令人会心一笑者俯拾皆是：李健吾在台上抽雪茄，本想吐几口烟圈玩回帅，谁知才抽一口就醉了（也不知道给弄的什么烟叶），赶紧下台来，让剧务叫车回家。剧务叫来三轮车，大声说：“快点，送太原路上海殡仪馆。”车夫愣在原地不敢动，不知车上人是死是活，可他没想到，李家是在殡仪馆旁边！佐临导演的《大马戏团》上演，为求逼真效果，专门到跑马厅租了一匹白马。白马上台转一圈，费时不过一分半钟，却要租金十元。该戏主演石挥，戏份特重，从头演到尾需四个多小时，收入却远远低于十元。石挥因此在报上写了篇“随感”，悲叹人不如马。谁知拿着高薪的马儿又耍开了情绪，一到女主人公与马分别的悲情时刻，它肯定准时撒起马尿，不是一场如此，而是场场如此。剧组给它挂个铅桶上台，它尿声更大，最后不得已，只好给它五花大绑，缠上“尿布”上场。
不过幽默只是佐临戏剧的冰山之一角。作为一个不爱说话的导演，佐临有自己独特的深沉——他对世界戏剧“三大体系”的划分，对中国戏剧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汲取了以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三位大师代表的戏剧精髓，力求创造能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戏剧样式。他以一句大白话讲清了三位大师的区别，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戏剧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要推翻第四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不存在，用不着推翻。”自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应在舞台与观众之间砌上第四堵墙，演员应该“当众孤独”以来，这种戏剧观就一直一统天下。佐临“写意戏剧观”的提出不啻于一场地震，彻底推翻了现代戏剧一百多年的传统。老舍听完佐临的话，对曹禺说：“别看他平时不说话，今天一下子都说出来了，够本儿。”
1978年，阿瑟米勒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由曹禺接待。曹禺问他：“你是美国的剧作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好，在上海接待的佐临对他的戏很熟悉，宾主相谈甚欢。临走，米勒亲手把剧本《炼狱》交给佐临，请求他来导演中文版。1981年，佐临将其改名为《萨姆勒的女巫》，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刚走出文革的中国观众想不到美国也有冤假错案，反响异常热烈，连演五十多场，仍然一票难求。观众频频写信给他，抒发自己的感慨，“决不能让历史重演！”
大师是多面体，幽默和深沉表现的是黄佐临的两面，他还有更多的内涵值得我们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