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阅读•异端与极权

文化学者朱大可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史，无非是偷窥禁书的历史。”诚哉斯言！尽管“文革”那个只有几个样板戏的非人时代已然远去，但其流毒仍存，言论的藩篱或毋宁说是政治的禁忌从来没有被彻底打破过。那些曾在如此逼仄的背景下，尽管昙花一现但如拨云见日的文坛黑马及其著作，便成了后来无数的阅读者苦苦寻求的精神之源。

余杰的《火与冰》《铁屋子的呐喊》，摩罗的《耻辱者手记》，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黄寿裳的《笔祸史谈丛》，时评家笑蜀编写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以及美国传播学者阿尔休特的《权力的媒介》……等等，这个书单无疑可以列得很长。这些书能够得以出版，我以为是那个特殊年代出版界一次难得的“疏漏”。当然，这些“漏网之鱼”能够在强大的审核机制下溜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整个舆论环境的偶现宽松，又有出版人敢于担当的勇气与智慧。譬如阿尔休特的《权力的媒介》，即出版于各种思想交替纷呈的1989年，至于诸如余杰、摩罗等人的著作能够得以出版，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套丛书（“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主编贺雄飞先生的勇毅和睿智。

然而，出版界的这些“漏网之鱼”，一个“漏”字即已说明了它们的命运——不仅没有大行其道、畅通无阻的机会，更遑论再版前景，甚至还要遭致权力的封杀——被行政命令强行收缴或销毁，譬如笑蜀编写的那本《历史的先声》——如果说摩罗等人的书尚有某种非主流的异端思想，而此书却不过是编者把中共坐稳江山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言论，进行简单地编排而已。当然，早年在报刊上言之凿凿所许下的承诺，至今尚未兑现，后人又如此翻老底，自是格杀勿论了。

可见，禁书之“禁”，很大程度上在于书中说出了许多人所共知的常识，或者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真相。其实所谓“常识”，即意味着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如摩罗所反复咀嚼的耻辱、尊严的沦丧以及非人意识，从某种角度而言了无新意，只不过在重复诸如鲁迅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呐喊过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个国度，吊诡的是，正是这些人所共知的常识，却正是当局所忌惮的，他们做不到，不但不许你说，还屡屡把常识践踏在地。这从来都是专制社会的铁律，常识往往遮蔽于铁幕之后，或被踩在脚底下。

可见，常识的落地是如此艰难。尽管认知常识是不难的，但言说常识却需要极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诚如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一书中所深刻地指出的：“认识了常识并且说出常识，与认识了常识而不说出常识，二者的区别决不在于说与不说，而在于人格境界和精神自由上有天壤之异。”因而，摩罗的反复言说常识、宣示常识，就始终有意义。但也正因为他们说出了极权者们所践踏过的常识及其所开出过的空头支票，他们的著作也就毋庸置疑地荣登特定时代的禁书榜。

盐碱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这亦是铁的定律。正是强大的藩篱处处横亘于这个国度，而大多数者又时常缺钙，因而我们除了一堆侏儒以外难以产生思想的巨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反观毗邻的伟大的俄罗斯，同样是在风雨如晦的19世纪，俄罗斯却在哲学、文学和艺术诸多方面诞生了一大批群星璀璨的巨人。究其原因，摩罗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揭示了这个秘密。他在文中深情地写到那些俄罗斯的贵妇人、纯洁的少女和朴实的马车夫，以各种方式——或追随或送鲜花或把潜藏于心的感激说出来——“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他们的心与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紧密地挨在一起。因此，俄罗斯的那些异端者们在肉体上也许是痛苦的，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幸福者，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单枪匹马地战斗，不是在茫茫荒野中独自呐喊而没有回音，他们有来自身边来自辽阔的俄罗斯人民的热情拥护。于是，他们便有了与黑暗搏斗的勇气与能量，即便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流亡海外也不停歇。

而我们呢，堪称一个告密的大国。余杰在摩罗《耻辱者手记》一书的序言中如此痛彻地描述：我们“有的是看客和不甘当看客而伸出手去在夏瑜的鲜血中蘸人血馒头吃的人们。秋瑾是被她的叔父所出卖的，士兵们将徐锡麟的心肝炒来下酒吃。遇罗克被宣判的时候，所有人都向他吐口水；黎九莲决不放弃思考的头颅倒在血泊之中，原因竟是她的男朋友的告密；顾准的子女与他断绝了亲缘关系，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躲避父亲……”

难以想象，我们这块土地是怎样地恶劣！即便有成为思想巨人之天赋者，也因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成不了气候或半途夭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大多数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是一群被驯服了的羔羊，黎鸣称这个群体是“最卑鄙下流的”。而“黑马”“异端分子”注定是寥若晨星。余杰、摩罗、王小波以及后来者冉云飞等等被极权者称之为“一小撮”的异端分子，他们自然很难成为巨人，这是宿命的。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悲哀还是幸运。

但他们仍然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面对那些在权势面前摇尾乞怜大唱赞歌苟且偷生的大多数，他们宁愿称自己为魔鬼，他们如黑马或流星划过死寂的暗夜，为铁屋子中的沉默的大多数点燃了一线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