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一代学术巨擘。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梁启超晚年的一部学术著作，结撰于1923年至1925年春，原是他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而编写的讲义。
提到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能不提他的另一部清代学术史著作，撰成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原是梁启超为好友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序言，因长达5万余字，遂单独成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延续了《清代学术概论》的思路，从“时代思潮”、“复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在哲学和思想层面进一步展开剖析，可称《概论》的姊妹篇。《概论》精炼概括，侧重于“论”，被视为纵论清代学术的一部纲领性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侧重于“史”，以16讲、26万余字的翔实内容，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在他那“常带感情”的笔锋下，百余位学者的学术成就与论著精要被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纵横并立、经纬互持的布局中，清代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其他科学等二十个学术门类的成就及各学科概貌得到清晰的评述和勾划。
按照作者的意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引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反动与先驱》）。但作者的视野却在有清一代前后延伸，“将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的一个时代单位”，认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可算是“清学”的结束和蜕化。这个时段选择，将清代学术置于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发展中，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将其启蒙、发展与流变展示在我们面前。
与梁氏的其他著述一样，这部学术史也是怀着一腔热血写就的。梁启超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与学术体系的过程，也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梁启超认为，明末至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似，具有启蒙意义。其间，他以担当时代文化启蒙先锋为己任的心路也历历可见。他评述说，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未能贯彻其全部精神，“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引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反动与先驱》）他治学术史中的强烈的现实关怀，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客观性，但其在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拓意义却不言而喻。
还应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了“学术史”的四条规范：1、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2、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3、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4、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这是继其以前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胡适《四十自述》）后，又提出了学术史的撰写原则，这四条规范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得以贯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生前未刊，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曾连载发表于1924年的《东方杂志》。主要版本有1929年的上海民智书局本，1932年的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本，1936年的中华书局单行本。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维铮校注本，以《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和注释，与《清代学术概论》合编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