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孙惠芬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民工》改编的电视剧《民工》前不久在央视一套热播；而之前同样题材的《生存之民工》也在观众中引起不小轰动。一股关注民工的热潮似乎正在逐渐形成。 以拍摄商业剧著称的制片人张纪中称，拍摄原因是“这个群体太值得关注了”。该剧要对当代农民的出路、对民工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奋斗进行深层表现。电视剧虽然在热播，但之前的今年年初，中国第一个面向进城打工青年的文学奖“鲲鹏文学奖”在广州颁奖，却并没有真正意义进入文学评论家的视野，只是作为民间文学的奖项而存在。
当民工群体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人们又一次感觉到：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在默默地干城市里最苦最累的活的另一面却是人数之众，贡献之巨，生活现实之庞大。据资料显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有１．３亿人左右，其中广东平均每三个“饭碗”就有一个是属于外省农民工。民工淹没着城市，作为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却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和被忽视的地位。同时，弱势的打工群体，又长期处于和城市缺乏沟通的隔离状态，互相的防范和敌意在隔离中蔓延。
打工文学是否代表民工话语权？其发展情况如何？在９０年代发展的轰轰烈烈之后，打工文学将走向何方？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作家和评论家。
打工文学的“起承转合”
打工文学发源于广东。１９９０年代，作为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先行者的广东，吸引“百万移民下珠江”，这些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多数来自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构成珠江三角洲及特区的一个富有时代和地方特色的层面。
社会的变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打工文学”迅速崛起。据原《大鹏湾》编辑王十月介绍，打工文学的发展可用“起承转合”四字概括为４个发展阶段，经历了２代打工文学作家。
起。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前后，这是打工文学出现的初期和黄金时期，涌现出了张伟明、林坚、周崇贤等一批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家。林坚在《特区文学》发表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但当时未能引起评论家的足够重视，直到１９９０年，张伟明先后在《大鹏湾》、《青年文学》发表了小说《下一站》和《我们ＩＮＴ》，才引起岭南的批评家张奥列、杨宏海等人的注意，被称为打工仔文艺，即后来的打工文学。由于他们的作品具有“沉重的潇洒”的品格和“挑战现实”、“自我关怀”的精神内蕴，漂泊旋转的生活、劳资双方的冲突、中外文化的碰撞、竞争机制的严酷、生活方式的嬗变，展现出“美丽的混乱”的迷人风景，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在南方的打工者中也有极高的声望，林坚、张伟明、周崇贤还先后获得了广东文学的最高奖项“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早期的打工文学作品，大多直面打工生活现实，原生态地记录了一代人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打工文学，被评论家们认为是与鲁迅的精神一脉相承，是铁屋子里的呐喊。在这一时期的打工作家作品中，无处不张扬着一种积极的打工精神。
鉴于此，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文，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广东省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刊发打工文学作品。《佛山文艺》月发行量一下子狂升到数十万册，《大鹏湾》只是深圳宝安区文化局的一份内刊，月发行量最高峰时居然超过了十万册。此外，电视剧《特区打工妹》、《外来妹》在全国播映，广东众传媒也把目光投向打工阶层，海天出版社不失时机推出《深圳打工妹写真》、《深圳打工仔映画》等打工文学系列丛书。“特区寻梦”一类打工题材的作品也纷纷畅销，一时打工文学洛阳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