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以牺牲大我来成全小我

《美食家》：以牺牲大我来成全小我

孟子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所谓“饮食之人”，说的就是“美食家”或者被别的“饮食之人”视为美食家的人，译成周星驰风格的现代汉语，就是：“人人都看不起美食家，因为他们是一小撮以牺牲大我来成全小我的自私自利的贱人。”

真理总是不会孤独的，西方的圣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也对中国以外的“养小之人”安排了他们应得的惩罚。在柏拉图的国度里，人分三等，相当于灵魂的三个部分，其中好吃好喝者被安置在最低贱的层次。

柏拉图与孟子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饮食之人”虽然同仇敌恺，但是前者却不无圆滑地承认，缺了吃吃喝喝这一灵魂中最低贱的部分，人也就不能称其为人。

以“养小”为特征的饮食审美活动，的确是“我”字当头的。在每一个“有我之境”，包括饮食在内的审美都是一种个别的经验。只是我们的社会可以有实业家、科学家、阴谋家、野心家以及道学家，却不可以有美食家。这是因为相对科学、阴谋来或道学来说，美食家之所以成为美食家所依赖的那些素材和感受，大多都是不具普遍意义的个人体验。

虽然说对某一术业的专攻都有可能使某人成“家”或者至少成其一家之言，但是饮食作为日常生活里的一项基本内容，并不足以为成“家”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吃喝在本质上与排泄无大异，如果说饮食算是身体机能的上游产业，则大小便自然就属于下游产业，那么，除了个别的泌尿科医生之外，又有谁能以“美便家”自居呢？

饮食以及饮食行为之中尽管含有丰富的社会意义，但是说到底，东西最后还是由自己吃到自己的嘴巴里去的，甘苦自知。如果有人不仅贪吃爱喝且乐于把这种极端个人 的肉体经验拿出来与众人分享，充其量也就是个吃饱了还爱饶舌的人，这样的人有可能会因此种异常的饶舌而浪得虚名。说到成“家”，那只是以揭示天地间普遍真理为己任者才能独享的尊荣。

谈到唱歌的经验，刘欢拿美食家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过去有一路人，所谓‘美食家’， 他们的第一大本领，就是闻见味儿，看见色，一筷子下去就知道这菜的手艺怎么样。这本领从哪里来？从大量的吃的实践中来。那么，要给歌把脉，就一定要见过各 种各样类型的歌，突然送到你面前一首，你才能一下子识别出来，然后，才知道它是怎么个唱法。你要听得多，这是一个量的积累。如果作为‘美食家’你的舌头不好，一百个厨师做的一百道鱼香肉丝，你尝起来全一个味儿，这就不行了。”

大概是唱歌和饮食用的是同一个器官，我觉得刘欢的这一段“艺海拾贝”非常到位地揭露了“美食家”之荒谬：就生理层面而言，所谓“美食家”就是一小撮“舌头好”、即味蕾比别人活跃的人，并且从“大量的吃的实践中”总结了一些个人经验。唱歌也是一样，既要有先天的上好肉喉条又得有后天的丰富积累——分野正在这里：当一个歌唱家站在台上向听众展示其骄人的天赋和精湛的技艺之际，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美声家”，因为他用他个人的“美声”娱乐了听众，一个“美食家”又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当众表演吃喝或者大谈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吗？若以此营生，“美食家”很快就会饿死。

兔子是动物里的首席美食家，这是因为它们的口腔里生长着一万七千个味蕾，比人类多出将近一倍。不过这种天赋除了娱乐了兔子自己，使其成为最挑食的动物并且也是最容易被饿死的动物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更谈不上给其他的兔子或者吃兔子的人做出了甚么贡献。

因此，有不少知名的美食家总是谦虚地说，我不是什么美食家，只是一个馋人罢了。八旗子弟出身的台湾美食家唐鲁孙先生，一向被亲友们称为“馋人”。他说：“我的亲友是馋人卓相的，后来朋友读者觉得叫我馋人，有点难以启齿，于是赐以佳名叫我美食家，其实说白了还是馋人。”梁实秋在读了唐先生的《中国吃》之后著文赞曰：“中国人馋，也许北京人比较起来更馋。”唐鲁孙回应道：“在下忝为中国人，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以够得上馋中之馋了。”

对此，逯耀东教授圆场道：“其实美食家和馋人还是有区别的。所谓的美食家自标身价，专挑贵的珍馐美味吃，馋人却不忌嘴，什么都吃，而且样样都吃得津津有味。”

尽管大多数领教过京城饮食的广东人或成都人不一定会同意“中国人馋，也许北京人比较起来更馋”这样的说法，但无论北京人还是广东人，亦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馋嘴其实是人类的共性。所谓美食家不过是一些善于表达的馋人中之馋人，就像有些人比旁人更贪睡，有些人比旁人更爱讲话一样，只是人群中的一些特例而已，却始终也成不了什么“家”。

身为一个“什么都吃，而且样样都吃得津津有味”的馋人中之馋人，不仅比那些“专挑贵的珍馐美味吃”的美食家们吃得快乐，还可以为他人提供一些饮食方面的有用资讯来自娱兼且娱人。日剧《恋人啊！》里的铃木保奈美就是这样一个替妇女杂志写文章的“二级美食家”，铃木保奈美经常光顾小店“吃平民化的菜——像是什么炸虾饭、烤章鱼丸子之类，把端来的菜全部吃光，然后肚子饱饱地写出文章，也满受欢迎的”。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不讨厌饮食并且能够正常进食的人都是美食家，当然，每个人也只能充当自己的美食家。

许多读书人都曾经从不同的渠道得知“饕餮”的出处，但是说到“美食家”这个词，我敢打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道分子”，皆是在读了小说家陆文夫先生刊发在1983年第一期《收获》杂志上那篇同名小说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中文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名词，人世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专家。

《美食家》里的男主角名叫朱自冶，一个独居在苏州的老男人，落魄的上海房地产资本家。此人除了顽固地讲究吃喝之外别无嗜好，每日的饮食生活中，又以风雨无误、“黎明即起”赶到“朱鸿兴”去吃一碗“头汤面”为开端。故事的主叙者“我”，则是一个读高中时因无法忍受替朱自冶跑腿买菜的“堕落生活”而毅然投奔了解放区、毕生追求进步的高小庭。革命胜利后，高小庭作为一名随军打过了长江的解放军干部接管了苏州的一家饭店，一个“恨吃”的人和一个“爱吃”的人于是围绕着吃喝问题展开了三十年的纠缠。最终的结局是，曾经发表过“反吃喝宣言”的高小庭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大势所驱之下领悟到“弘扬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与此同时，因拨乱反正而恢复了社会地位，因改革开放而顶上了“烹饪协会会长”光环的朱自冶，却为再也吃不到像样的“头汤面”而郁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