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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真的只有一种吗？
多年前我阅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隐隐约约地发现某种学术不足。后来我听见某些官员在不同的场合慷慨陈词，把民族、国家、东方这样一些宏大词语锁在人们的身份上，言语之间，他们理所当然把亨廷顿的观点当成了不起的理论工具。实话实说，我和很多人一样，真的以为东方和西方本来就是敌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还有中国的儒家文明之间，冲突可能才是主旋律。而所有的人们，他们的身份、生活、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可能真的主要由他们背后庞大的文明体系所决定。沿着亨廷顿的解释，那些看上去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些以文明的不同而延伸出来的对共有价值观的排斥、甚至那些因为文明的冲突引发出来的战争和流血，似乎就在情理之中。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感谢阿马蒂亚·森，他在2005年直截了当告诉人们，亨廷顿的错误在于，他一开始就预设了单一的身份分类观，即仅仅把人置于所谓的文明圈子内，而这甚至是以宗教派别来划分的。森认为，亨廷顿的这种粗野的身份界定方法，一旦将全世界的人们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佛教世界”、“东方世界”，或者仅仅归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伊朗人”，则支配性的分裂作用就会被夸大到一个极端的程度，最后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进一组坚固的小盒子里”。由此，多元、丰富的个人缩减到某个单一的维度，人和人之间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被彻底抹杀，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等诸多事物也会被间接中断，整个世界最后以文明的名义发展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格斗场。
我们的身份真的只有一种吗？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们，还可以依据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进行分类，而每一种都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国籍、居住地、阶级、职业、社会地位、语言、政治立场、个人爱好等等。森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份如此丰富，当我们沿着多重身份来审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我们能找到诸多共存和宽容的理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之间，如果仅仅立足于国家属性，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至少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如果立足于一种职业特征，也许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可能都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而一个生活在现代化都市里的高级白领，和一个生活在外省乡村的农夫，如果沿用中国城乡之间的对立身份来考察，他们可能就是一对真正的利益冲突者，但事实上，他们有可能是民俗文化的共同爱好者，当他们以文化的方式进行沟通，他们却极有可能成为朋友。
多样性这个优美的思维方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远比我们理解的复杂。森说，当有人试图用一种身份来锁定人们，他们可能是在鼓动人们走进暴力，走进对抗。在这种暴力和对抗之中，大多数人只是一种牺牲，一道祭品，事实上那些煽动家，那些将简单的身份推向极致的、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家伙，他们正在自己计算自己这一轮蛊惑，又能收获多少美钞、或者黄金。
民主仅仅是西方人的民主吗？
现在看来，我们的生活中最大的身份陷阱，是很多人都以为，民主这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仅仅属于西方人，而所谓的东方人、中国人、非洲人、阿拉伯人，还有朝鲜人、古巴人，显然不适合民主制度。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由于把东方和西方这种粗暴的身份定义当成了工具，竟然可以大行其道。不仅那些拒绝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振振有辞地阻挠民主，就连美国人试图向全世界传播民主理念也被他人界定为“民主强权”，界定为西方人对东方人生活与文化的一种破坏。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制度现象或者文化现象，民主真的仅仅是西方人的民主吗？
博学如森这样的大学者，当然不认同这样的身份预定。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串了不起的非西方民主史料见证。诚然，雅典是西方世界最早实行民主的古老国度，但森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古希腊的选举治理经验对现在的意大利、法国甚至还包括大不列颠英国产生过影响。相反，与雅典同时代的亚洲城邦，比如伊朗、印度，却或多或少吸收了雅典的民主经验。所以，森列出了一串东方国家与民主有关的历史掌故。
所以森推崇托克维尔的结论：尽管美国的民主看上去是一种新鲜事物，但却是历史中最为连续的、古老的和永恒的趋向。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世界里，民主是所有人的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将存留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不会有任何人因为身份的不同，而与民主素不相识。
亚洲人真的不需要人权吗？
森注意到，在当代世界各种身份陷阱中，有一种醒目的观点需要辨析，这就是被诸多东方人尤其是亚洲人称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依据人的身份属性来界定价值观的代表。他们认为，欧洲是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故土，而亚洲则是纪律和秩序的集大成者。由此他们向西方人宣称，西方人可以继续保持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亚洲人则更适合坚持秩序化的行动和纪律化的行为。
李光耀是这么说的，“当我说东亚，意思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他们与东南亚明显不同，东南亚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体，虽然印度文化也强调自身的价值观。”应该说，正是这种基于亚洲人身份的言辞，最终形成了一部分东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1993年，在维也纳人权会议上，相当一部分亚洲国家的代表强调亚洲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甚至警告说，如果用普遍性来掩饰或者否认多样性的事实，那么，对人权理想的普遍共识将会带来有害的结果。而某国外交部长干脆直接指出，“在亚洲人所做的优先选择中，个人必须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森显然认为这些基于身份归属的文化诊断站不住脚。现实情况是，对自由、公共讨论以及所谓人权的支持，这些年来亚洲人一点不比西方人少。我们应该认识到，不仅对“亚洲价值观”的判断本身具有争议，也不仅仅是这种观点严重低估了亚洲知识遗产的范围和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事实上是一批迷恋专制的官员对西方人价值观的一种人为的抵制性反应。森认为，这是一种后殖民时代亚洲人的思想延续，当诸多亚洲人热衷于谈论西方价值观的时候，亚洲的政治家需要站出来说明，我们亚洲人自有亚洲人的优点。
毫无疑问，无论是新加坡人的陈述，还是中国人多年以来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事实上都是基于一种单一的身份认同，他们需要把丰富的亚洲人、新加坡人、中国人锁定在简单的地理场域、国别场域，同时有意识屏蔽掉人们其他的身份认知。但事实是，无论是新加坡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亚洲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不要权利，我不要自由。但事实是，当站在高处的政治家们呼唤人民将自己的权利让位于国家和民族，一方面这些权利很有可能已经被少数特权阶层俘获，人民成了一连串口号后面的道具，政府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大肆行伤害民众权利之事。
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
作为一名印度学者，森经常用自己的身份来解说学术问题。他说有一次在伦敦机场，当他出示印度护照，他遇到了检察官的怀疑，尽管他的入境单上的家庭地址是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在口岸检察官看来，这名皮肤颜色很深的印度人，不应该与文件上的三一学院院长有关系。事实上森正是院长本身，但这样的身份疑问让森很伤脑筋，他犹豫了片刻，不知道怎样向检察官解释。当森最后确认了自己的三一学院院长身份之后，这名认真的检察官甚至再次提问，为什么要犹豫，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本人就是院长？
我当然知道森的犹豫，他应该是陷入了一种对身份的思索之中。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当人们把他人的身份单一化之后，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时候，森将身份与暴力联系起来思考。是的，当森看到那么多种族冲突，那么多宗教之间的仇杀，当森看到塔利班愤怒了撞垮了双子大厦，当他看到在中国，一张简单的户口簿把农民和城市人口划分成两个等级，他知道，这种单一的身份幻想事实上隐含着极为深厚的仇恨，这正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的源头。到处都是阻挠，到处都是隔离，人和人之间越来越陌生，笑容正在从人们的脸上死去，而这一切的理由，竟然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身份不同。我们的身份真的那么单一吗？我们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样性吗？一个农民在某些人眼里，难道就只是一个农民吗？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父亲吗，难道他就不会是一名流行歌曲的热爱者吗？一名用汽油将自己点燃的钉子户，难道她仅仅是一名暴力抗法的钉子户，难道她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母亲吗，难道她就不能是勤劳的企业家吗？一名穿着迷彩服、开着推土机的城管队员，难道他仅仅是一件拆迁的机器，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父亲吗，难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女人的儿子吗？
一个人的身份本来如此丰富！可是很奇怪，更多时候，人们似乎更愿意将自己的身份单一化。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一个存在多重身份的世界里，在单一性身份显得极为幼稚的情况下，这种对单一性身份的强调仍然大行其道？森认为，这其中一直隐含着某些权力拥有者的精心指挥。比如，一群城管队员被他们的领导们不断强化成单一的打手，以至于他们只要一上街就可以对任何在他们看来不符合规范的人大打出手。
这正是单一身份与野蛮暴力的陷阱。多年以来，总是有人在这个领域大兴土木，他们遮蔽掉每个人身份的多样性，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方式重新界定每个人的单一身份，并且命名为我们惟一的身份。正是在这里，卑鄙、暴力以一种看上去正确的力量趁虚而入，这个本来美丽的世界，本来宽容、丰富的生活，终于被他们弄得惨不忍睹了。
● 苏小和(自由撰稿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