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闲的时候回味回味历史，会有很多收获
本书大略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自序
这个序并不是本书的序，《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在台湾另有一个版本，感觉这个序应该是为台湾那个版本所作的。序的内容大略是在强调：如果从“政治文化的大纲维”来看，则南宋之理学并非如普遍的看法那样只强调“道德性命”，或者说，只强调“内圣”的部分，而是“内圣”与“外王”并重的。而这种并重实际上也是儒家的传统。
我自己比较注意的是余英时先生所转述的朱熹的观点：“朱熹在此序（《中庸章句序》）中，以‘道统’专指‘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尧、舜、禹三代），而以‘道学’专指道治分裂以后，从孔子到宋代的儒学传统。”
如果从我的角度看，未尝不可以把“道学”的时代看成是贵族政治的时代，而朱熹在南宋所要致力的“三代之治”，就是想要确立文人政治——在当时自然就是儒者的政治了——的牢固地位了。关于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南宋朝廷内曾发生了何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而在我看来，这政治斗争的成败，实际也决定了中国后来整个的政治走向。
二、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
这是本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主要是分析王阳明如何在明代严酷的政治生态之下，突破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和儒家“得君行道”的传统，发展出“良知”说和“觉民行道”的新路来。
据余英时先生所言，王阳明在年轻时仍然是遵行“得君行道”的传统、信奉朱熹“格物致知”之说的，但是在他三十岁之后，发生了一件决定他的命运的事情：他被武宗当廷杖责，而且是去衣受杖，“绝而复舒”，之后又被发配到龙场“劳动改造”，这一系列的经历使王阳明认识到“得君行道”这条路在当时已经是行不通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才发生了“龙场顿悟”，发展出他的新学说来。
在余英时看来，儒者始终是入世的勇者，但是在明代严酷的政治生态之下，许多儒者不得不遁世，只谈“内圣”，不谈“外王”，而王阳明所发展出来的新路，却使儒者在严酷政治生态之下，仍有继续“外王”之可能，这便是“觉民行道”了。余英时先生认为，“外王”所要达成的“治”，并不专指“政治秩序”，实际上社会上各种层次之秩序都是“治道”之一部分，只不过“政治秩序”因为其特殊之地位而更被儒者所重视罢了，而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将儒者“行道”的顺序，从由上自下，一变而为由下自上，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说不深远。
而“良知”一说，又与“格物致知”不同。朱熹“格物致知”的主体，仍然是“士”，也就是说，只有“士”才有可能成为“圣”，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将成为“圣”的可能扩大到一切人上，甚至是不识字的贩夫走卒，也可以成为圣人，而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
三、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序、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序、孝宗与理学家、皇权与皇极、“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刘述先先生《回应》读后、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
这一部分是本书的主体，而最重要的又是“孝宗与理学家”和“皇权与皇极”两章，在这两章里，余英时先生分析了孝宗如何在内禅前后大量地将理学家及其弟子和友朋吸纳入朝廷中以图“恢复”，而官僚集团又是如何围绕在光宗周围与之对抗的，其间余英时先生还这分析了当时皇权的复杂状况，我尤其感受深刻的是朱熹对当时国是“皇极”的解释，已经可以说是“君主立宪”的萌芽。可以说宋代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一方面是政治生态的宽松，另一方面是“共定国是”的不成文法的支持，可以说这是“皇权”与文人“共治天下”的时代（《资治通鉴》中的“资治”，或许可以做更主动性的解释），但即便在如此情况下，朱熹等理学家（在我看来他们是孔孟学说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后来的儒者恐怕很难从他们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仍然没有能够打败官僚集团，由“内圣”达致“外王”。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余英时先生没有详细论述，只大概地提到一点：皇权的压迫。在这里皇权并不单指皇帝，而是一个综合的力量，包括与皇帝有各种关系的人在内，比如内廷外戚等等。
我自己比较感到遗憾的是，即便是与理学家相对立的官僚集团，又有哪一个不是读书人了？皇权的压迫自然是一方面，但儒学本身所固有的缺点，恐怕也是朱熹等人失败的原因之一。
我原来对理学家普遍的印象不好，看了本书之后，即便不能说是完全改变，但至少已没有恶感，朱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讲心性的道学家，实际上他有极强的政治嗅觉和政治素养，同时也有入世的勇气与决心，如果新儒家只学到朱熹讲心性的一部分，而没有学到他们入世的另一部分，则新儒家就不仅仅是难有作为了，简直难免要成为“犬儒”，或更进一步，要成为“帮闲”、“帮忙”和“官僚”了。关于这一点也是我在读“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这一章时的感触，余英时先生在谈学术的时候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在对论敌（注意：是非学术层面的论敌）的时候，却是一个不惮于冷嘲热讽的勇者，当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儒者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儒家传统却比那些自认为儒者的人更近于儒者。
四、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
这实际上是一个演讲词，用在这里，差不多可以算是对本书的一个大略的总结了。
这本书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每一章基本上都是从余英时先生别的书中抽取出来的，虽然各章之间仍有联系，但在思路上并不特别的连贯，这也给读者造成了阅读上的不便，或许台湾那个版本的《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在思路上会连贯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