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给李鸿章翻案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他不再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形象，日益“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晚清大政治家，是也非也，走进真实的李鸿章最为重要，奏章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角度。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以解析奏章的形式展示晚清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既是对李鸿章的解读，也是对晚清史的解读，内容别致，分析到位，而文字平实，娓娓道来，比起通俗史学读物多了些厚重。
奏章见证了李鸿章的荣辱兴衰。从为曾国藩作幕僚到独立门户，在几年间成为现实，我们在奏章中看到李鸿章初出茅庐之际就显示出异样的精明，他抓住朝廷急于平乱的心态和有心无力的现实，一方面，想法设法在屠杀太平军方面下狠手，并不惜借用洋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加快培育自己的势力范围，排除异己，逐步成为朝廷既倚为砥柱又不敢轻易招惹的重要派系，淮军与湘军相比，迅速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到曾国藩谢世，淮军几乎独步天下。
奏章记录了李鸿章的基本治国路径，这既有真正的国家大计，也有偏私的自保之策，有的则皆而有之，为达公私兼顾，有时不惜丧失原则。比如，北洋水师的筹建，用心可谓不少，最后的用人却纯从私人角度出发，外行领导内行，酿成军事悲剧；为把北洋水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结交亲王，邀宠太后，并动用军费修建颐和园；为保持水师的军事优势地位，不惜与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问题上激辨，提出了让人震惊的新疆弃舍论，多亏朝廷果断采纳左宗棠意见，否则中国也许早已四分五裂。
李鸿章执掌外交事务最多，书中体现也最多，并以“糊裱匠”来概之，可谓形象。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总体以中国弱为出发点，以委曲求全为原则，有时不免失之于懦弱，也包括不可排斥的私心在内，如中法战争中镇南关大捷后的外交失败，纯粹是李鸿章不想让其他派系居功至伟而匆忙草签协议，以至于名胜实败，让法国人大喜而去。
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相比，李鸿章的思想水准、治国水平确实要差一个档次，曾国藩以乱世的卫道士身份出发，克己复礼，到最后不惜自裁羽翼以求自保，始终恪守人臣之道，终成圣名。而李鸿章明显缺乏光明磊落的政治抱负，却多了老师没有的政治精明，虽实现了比老师更高的政治地位，但也在晚年为此付出代价，并给后世留下滚滚不尽的恶评，而他的老师却在历史中的变迁中，形象不断光辉和高大起来。
这是李鸿章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