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的穆玉敏同志拿来她的《北京警察百年》书稿让我看看，我有点惊奇：这位女警官，这位青年业余作家，能用120万字的篇幅，上下五千年，纵览一世纪，粹取历代京师警治禁卫安全活动的历史经验，清理二十世纪风云变幻中我国警制沿革的发展脉络，再现北京警察五十余年来为保卫共和国心脏的安全而作出的卓越奉献，提炼北京警察为营造改革开放新时期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所积累的新鲜经验并给以文字的凝定，实在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该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即将推出。对这份警史教育的必备教材，我能先睹，其乐何如！
我看这本《北京警察百年》写得还真有点特色。它的时空跨度很大，对“中国警察”有宏观的把握，对北京警察有系统介绍。它先拿出一定的篇幅来写“警察溯源”：从商周的刑狱与治安管理写起，写到秦的刑事侦察和汉的户籍管理，隋唐的社会层面控制与禁卫措施，延及两宋的巡检制、辽金元的警巡院与明清的兵马司，一直写到晚清对西方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写到孙中山的警政革新，还有北洋政府的警察制度与民国时期军、警、宪、特的构成。通过“溯源”，我们看到：商夏周三代就是从户籍登录、人口地著、分区管理做起的，汉唐与宋元明清的大一统，正是通过政府对社会底层的有序管理和社会层面的有效控制来落实的，它把世界东方广袤大地上众多种族的、数以亿万计的人口组合成了一个“大家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根基，并长久地持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让我们看到：秦代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正是从推行“什伍”制、保甲制开始，从确立“联保联访连坐”的警治措施入手的，否则不足以推进当时的改革，无从保证不断出台的新政得以贯彻实施；加之近代史上，从启蒙运动到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凡致力于刷新政局者都有一个共识——“警政为新政之基”。黄遵宪在湖南创立警察局，孙中山在南京创建新政权，都以警政改革为先导，促进革命新秩序的确立，推进社会民生的根本性改造；而袁世凯与蒋介石手下的“强化治安”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警权就是治权”，有什么样的警察，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这样，本书就初步揭示了国家安全与稳定的社会机制，梳理了历代京师警察制度，再现了近代京师警察在国家生活中的变迁。这是颇具新意的。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写五十年首都人民警察史的。它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一、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公安的孕育与初创；二、保卫共和国、保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七年；三、文革期间的严重挫折与艰难斗争；四、历史新时期警务改革的重大举措与主要成就。
第一阶段，重点写了建党初期的内部保卫，中央特科“前三杰”“后三杰”的对敌斗争，“八·一”枪声中南昌公安的首义壮举，特别是中共北方局“北京特科”与敌伪顽反动势力的艰苦较量、根据地的民主新政，以及“特科”与冯玉祥、张学良、傅作义等人的多渠道交往……尤其是标示出：是周恩来首倡把安全保卫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它是人民公安战斗力的根本保障；是朱德最先提出“警察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的，它划清了人民公安与历代警察的根本界限；而敌后斗争与战争环境的长期磨练，形成了公安事业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这三条正是建构人民公安的“基因”，是人民公安的命脉所在。
第二阶段，从西柏坡“黄泥警校” 对一百单八位“警察精英”的培训写起，写了共和国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的组建，写了十七年中首都民警荡污涤垢、守护祖国心脏的艰苦斗争。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1、伴随共和国政权建设而推进的人民警察制度的全新创设、首都警察队伍的基本构成，首都人民治安力量的全面构建，以及人民公安各项管理业务的全面展开…… 它证明着：首都警察是全国警察的示范与标兵；2、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首都人民警察为终结旧的社会生活秩序、营建共和国公民崭新的生活秩序发挥了特殊功能。他们禁烟禁毒、禁妓禁赌，镇反肃特、取缔反动会道门，他们清理、处置、收容、改造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如散兵游勇、地痞游民、掮客奸商、遗老遗少，无不迅速取得史无前例的积极成效；同时，首都人民警察又下大力气整顿公共场所，整顿交通秩序，整顿市场秩序，整顿劳动秩序，使广大民众迅速地从旧生活、旧世界的阴影中走出来，实现了社会面貌的彻底改变，显示出人民公安既善予摧毁旧秩序、又善于确立新秩序的神奇威力。它证明：调动警察的执法护法力量，发挥警察的安全保障功能，是国家除旧布新的首选措施。
第三阶段，这里记录了特殊年代里首都警察所承受的额外苦难，记录了首都警察事业所蒙受的严重挫折，也写了广大干警为呵护生命、保护善良、捍卫人的尊严而作的机智斗争，还写了“文革”过后，广大干警为拨乱返正所作的种种努力。这段史实昭示人们：任何力量都不允许也不能够改变人民警察接受党的领导、服务人民利益，与民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根本特质。我想：作者在录写公安系统自身在文革中及文革前的“内部反右”“内部整风”等政治运动中的“极左”危害时，是要有胆量顶住某些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压力的，她没有畏怯与退缩，她用自己的笔写下了那段“阴暗面”，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警示。
第四阶段，本书用大量篇幅记录着新时期人民警察的奋斗与牺牲，光荣与业绩；记录了人民警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大力推进新时期思想建设、法制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使首都警察建成为一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突击队、排头兵。这是对人民警察的根本性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层揭示，它预示着中国警察的辉煌未来。可喜的是，对于这一切，书中并没有用平板的说明语言与枯燥的叙述方法，而是用一串串的实例、实案，展现其真人、真境，而且灌注着作者对人民警察的真挚情谊。读它，有一种读传记、读报告文学的感觉，能从中汲取榜样的力量。
当然，本书也还有些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例如在选材上就有可以斟酌的地方，某些资料的代表性也有待辨析。比如上卷的“京师警察溯源”，京师从来都是“重法区”，有太多的东西可写、应写，如能始终扣住“历代京师警治力量的组合体制”、“京师警治禁卫安全业务的实践模式”、“京师警治的地位、功能与手段”去写，会使主题更为突出而鲜明的。下卷的“首都公安历程”，写五十年来北京警察镇压、打击敌对势力，控制、改造社会消极因素的业绩，是较为充分而生动；相形之下，对首都人民警察的自身建设，他们的组织、分工、教育、管理、晋升、奖惩、装备、福利则较少论及；对人民警察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进的秩序管理，对其在历史新时期执法为民、服务便民、奉献利民所积累的新鲜经验，尚欠提炼。因为我们的各个警种的大量的基层基础工作恰恰在此，干警们的青春和幸福正奉献于此，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说迅速侦破大案重案，能振奋社会、震慑敌人，绝对值得赞颂；那么深入持久的监理、管教，则能透入心灵，重塑生命，同样值得讴歌，而这也正是人民公安与旧式警政的一个分界线。
维护生命安全与公私财产安全，历来是每个个体、每个群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求生存求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正是警察事业的职责所在与无尚光荣。在构成国家机器的诸要素中，警察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直接面对社会消极因素、社会阴暗面、社会恶势力的一个战斗群体，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写成，应该说是作者的思想理论素养、生活经验的积累、资料的占有消化能力、思维的清晰度与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的集中展示；作为“北京警史”的开山之作，能取得现有的成就，是值得称道的。
毛泽东早就说过，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他希望人们不要割断历史，不要言必称西腊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宗。本书的问世，便是对这项要求的一个回应，它必将带来更多、更多。我们知道，长沙、上海、南京、天津、太原、洛阳、杭州、沈阳、长春、青岛，以及广州、武汉、重庆、西安、乌鲁木齐、拉薩，还有南昌、汕头、瑞金、延安、济南、盐城、张家口等等，都有很特殊的“百年警史”可写；而各地“地方警史”的交汇，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警察史》的问世（而据我所知，作者对此已经有所打算，已开始作相应的资料搜集工作）。开展警史研究，从而蔚为警界读史、重史的浓厚风气，将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的制度文明，强化我们的法制理念，加深理解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警察。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期待着警史园地的百花齐放，切盼着警史研究的新人辈出，谨馨香以祝。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陈鸿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