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一书，作者为Donald Sassoon，目前任职于伦敦大学，主攻欧洲史。Sassoon一直是英国工党的党员，长期参与政策提案的讨论。这本书也算是对于二十世纪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之发展最完整的整理与评析。左翼、右翼，这些词汇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路易十六召集国民议会时，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成员，即贵族和教会代表，坐在国王的右侧，而人民的代表—实际上指中产阶级或第三等级的代表—坐在国王的左侧。在整个革命时期，坐在左侧席位的，都是那些坚决反对君权统治、信奉人民主权原则的人。而今，这本书于2008年终于在中国出版了，“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一次伟大探索。”作者将本世纪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5年之前的扩张时期，许多地区的左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嚐试执政的可能性；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到石油危机，这段期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社会主义也进一步落实成为各项具体的制度。最后，70年代末期以来，新的危机浮现，其基本理念日益受到质疑。回首过去，是为了放眼未来。作者将一半的篇幅放在第三阶段，分析各国左派政党所面临困境，并且试图为下一个世纪的进步政治寻找新出路。到底左派要能够提出什么新的愿景、新的诉求，即是末来能否延续的关键。无疑地，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处于守势，但是这不代表其失败；相反地，只要看看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的差异，就可以了解左派势力在这百年来所做的努力。然而，挑战仍是存在的，如何寻找新的介入点，并且赋与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一项重大的考验，否则面对未来的全球化纪元，社会主义将与过去的资本主义一样被历史所埋葬？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决定政府的政策纲领，这是事实，不可回避；政策纲领指导符合民意的政策路线制订；正确的政策路线，才是人民政府执政的基石。个人认为英国工党也是全球各国党派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员，深刻分析他们走过的历程，他们的政治哲学，是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趋于更加成熟。现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是什么？一定要弄清楚。两会下月召开，人民代表可以就这个问题“刨根问底”。 事实上，提出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必将青史留名。在中国，上个世纪之初有许多的“主义”摆在面前，最终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50到60年代，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做了艰苦的探索。合作社、大跃进，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而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秉持的政治哲学则是“左派愿景、右派工具”的“第三条路”。也就是所谓“新中间路线”。就是以原本倾左的工党政治哲学及政策路线向右修正，采用右派的手段。第三条路是“正－反－合”辩证逻辑实践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借市场及紧缩预算右派手段，达成“公平、正义、均富”的左派愿景。而在国家与公民关系间，则修正过去左派保障公民免除竞争风险的政策路线，进而对公民进行一种“适者生存”训练，形成一个负责任的风险承担社会。这在《卫报》的许多新闻报道中都可以寻找到这种政治哲学的痕迹。中国会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吗？会建立社会资本主义吗？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吗？消除私人资本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吗？回顾历史，就实际的情形而言，欧洲战后的国有化并非都是左派所推动的，再且，其目标也各有所异，并非是为了“左派的价值”。1949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1979年资本主义救了中国，1989年中国救了社会主义，2009年中国救了资本主义。2010年会不会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救”了中国人？
英国工党的现代化之路
60年代中期的领袖Harold Wilson也赋与工党一个年轻的形像，尤其是因为他的对手保守党Alec Douglas Home是贵族地主，也因此，他大力鼓吹英国的现代化作为工党竞选的号召。 自从修正主义者试图修改党纲第四条之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现代化的问题。1961年出版的文件Signposts for the Sixities，是当时工党的共同认知，在其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字眼。它宣称60年代的关键在于科学革命、政府介入、资源分配。文件指责保守党执政下的英国资本主义无法达成自我更新的歷史任务，而处于不断衰退的状态。解决的方式在于结合专识知识，促使科学进入产业发展的过程，其关键则是在于国家计划能力的提昇。因此，工党鼓吹一种技术官僚的改革主义，换言之，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在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现代化。这项诉求使得工党在1964年成功地挑战保守党长久以来的执政地位。
建立社会资本主义
福利国家的构成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1、 就其起源而言，福利国家常与战后的英国工党政府联想在一起。但是事实上，早在德国的Bismarck时代，就有了初步的健保、老人年金与残障津贴。因此，福利措施的创始者并非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是在二十世纪中叶。
2、 就作用而言，左派常在讨论，福利国家的措施是为了拯救濒临危机的资本主义，解决短期间的供需失调问题，但是这种社会改革是否反而使得资本主义获得正当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短期成果反而使得终极目标无法实现？
不过，对于当时的左派政党与人士，这些问题是不存在，他们一旦获得权力，只是顺著当时人民的期望行事。另一方面，歷经了经济恐慌与世界大战的教训，资本主义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价值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不再有人相信市场可以自行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国家采取高度的管制措施是战时常见的现象，也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真正信仰资本主义价值的欧洲自由党，在45-50年这段时期没有在任何一国成为主导的势力。
传统保守政党的支持
早在1943年，保守党的Churchill就宣佈要在战后，扩大国有企业，消除失业问题，实行全民健保等福利措施。战后下野的保守党，对于工党政府推动的福利政策也是采取支持的态度。
在47年，德国基民党的党纲中，也提到放任的私人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重样地，法国天主教的人民共和运动在44年的宣言中指出，将使得国家从私人财富中解放出来，达到真正的社会民主。
[英国]
战后的工党政府分别在46、48年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全民健康政策(National Health Service)，首度建立了由全国性的医疗福利，而且是采取由税捐支应，而非一般的保险方式。不过就其起源而言，自由党的Beveridge是最早的提案者。Beveridge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42、44年所提出的两分报告建构了日后英国福利国家的蓝图。因此，可以如此说，执政的工党只不过将别人的主张拿来用，他们只不过比保守党更在意平等的问题，因此在措施设计上，愿意更重视平等医疗服务的享有权利。
[法国]
Beveridge报告对于法国战后福利制度的建立也产生了影响。不过，另一个源头在于传统的右派一直担心法国人生育率不足，无法对抗强敌德国，因此这种心态也可以转化被用来当成支持家庭福利的论证。 在战后初期，法国左派最在意的问题在于国有化、反垄断资本、要求工会权利。最先提出社会安全措施的并不是左派，而是当时的劳工部长Alexandre Parodi，这项提案获得社会党的一致支持。当共产党的Ambroise Croizat接任劳工部长，他也延续这项提案，并且将其内容扩充，成为无所不包括的福利法案。然而，随著47年共产党被逐出联盟政府，这项改革也被迫中止，一直到1967年，这项法案的目标才真正达成。不过，值注意的是，法国的福利制度就如同英国一样，并不是来自于左派的创见。但是一旦这些提议正式提出，左派政党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
到底福利国家是否社会主义？
福利国家虽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通过向社会不断进行局部性福利的增加，资本主义的内容不变的被改造，一步步地接近社会主义的境界，是可怕还是可爱呢？
在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者都认为社会改革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为解救劳苦大眾所面对的直接威胁，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场资本主义的大灾难之后，才能产生。但是在1945年之后，社会改革被认定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部分，透过局部性福利的增加，资本主义的内容不变地被改造，一步步地接近社会主义的境界。事实上，到了战后，左派对于理论的兴趣降低了许多，过去的理论立场争辩逐渐转化为务实的态度。就某种意义而言，伯恩斯坦的以往离经叛道的说法成为了主流。
对于福利国家的社会改革有许多证成的理由，它对于人民有利，有助于稳定现状，增加共识等等。不过，社会主义者后来想到了一个理由，它可以赋与人民过去所未从享受过的权利，这是一种新的公民权。事实上，这种说法无异于承认自由民主体制的效力，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延续与扩展。因此，列寧所主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断裂被巧妙地跨过了。
关于国有化的问题
战后的左派常将完全的国有化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过当时并没有任何一国的左派政党想要采取完全的国有化。北欧与英国的左派政党当时很强大，也是处于执政地位，但是他们很务实，避免采取全面的国有化；至于其他地区，左派政党无法说服其他执政联盟。事实上，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使得私人经济无法完全被取消，因为大笔的公共支出需要新的财富来源，而这笔帐也只能由资本主义来付。因此，社会主义者对于国有化的论证常有两个理由：
一、 无效率的资本主义部门应采取国有化。
二、 某些策略性关键的产业部门应由国家控制，以确保其他私人产业能够遵循合理的道路。
英国的国有化之路
早在战前，保守党主政的英国政府就曾试过若干国有化计划，包括英国石油公司(BP)、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工党执政后(45-9)，将国有财产的范围更广大，包括英国银行、民航、电讯、煤矿、铁路、长程陆运、电力与天然气、钢铁。其中大部分的产业都不是特别有利可图，再且工党并没有认真考量过产业民主，赋与工人更大的自主性。
英国银行：这是连保守党都赞成的政策，国有化英国银行只是纯粹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
煤矿产业：大部分的英国煤矿很落后，没有效率，早在1919年就有政府报告提议国有化。
铁路：早在国有化之前，铁路部门就很依赖政府补助，为了要大规模更新设备，政府资金是需要的。
长程陆运：这是少数挣钱的产业，国有化的政策引起了保守党与自由党的反对。电力与天然气：工党执政前，就有政府报告提议国有化。不过在天然气方面，下野的保守党后来反而采取反对的态度。至于电力的国有化则是单纯多了，因为过去就有很高比例的地方政府参与。
钢铁：这是唯一要被国有化的製造业部门，也是引起最大的争议。一方面工党政府并没有认真推动，另一方面，工会与资方关系良好，也不热心国有化的政策。国有化法案在贵族院被搁置，一直到1951年才正式通过。不过，那时工党已经下台，保守党则是将其再度私有化。
到底何种理由促成了工党执行国有化政策？
严格说来，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其实对于经济事务并不太了解，也不愿意介入太多。大部分无效率产业的工人希望国有化，不过这并非促成工党采行的理由。在执政的五年期间，工党并没有认真地改造私人部门，对于原有的资本主义运作，仍是采取放任的态度。因此，国有化政策的推出可以归因为两点理由：一是传统的左派信仰，其次保守党失势，不想在这些议题上与工党力争到底。
北欧的情形
挪威的社民党(DNA)在战后连续执政十五年，但是他们太务实，并没有采取国有化政策。铁路与电讯原先就是国有企对，但是对于强大的海运产业，社民党完全没有插手，他们只满足于推动社会改革与收入重分配。
就如同挪威一样，瑞典的社民党实力也比英国工党更坚强，更有本钱来推动全面的国有化政策。不过，社民党将执政的目标放在充分就业与提高实际工资收入，他们不认为国有化可以促成这个目标实现。
德国失败的国有化企图
重建的社民党一开始就宣称要采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包括矿业、重工业、能源、运输、保险、金融等产业。早期的基民党在经济政策方面，也是相当地左倾，他们不反对国有化政策。真正的支持传统资本主义信念的声音在德国境内反而是少数。
不过德国的国有化之路是受限于外来的势力，仅管英国战领军认同国有化政策。但是真正主导的美军则是持反对的意见，在1946年海森邦曾举行基本法公投，超过七成的选票支持国有化，但是美军却反对纳入此项规定。一直到1948年之前，德国仍是没有真正的政策，美国单方面决定了德国未来资本主义的命运。到了1949年举行战后第一次的大选，基民党大获全胜，到了那时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奥地利的国有化
同样的被战领国，奥地利的国有化却进展很顺利。一方面早在1945年，奥地利就举行大选，成立左右派联盟的政府。另一方面，由于联军规定德国海外的产业要被没入，充当战债赔偿。因此，两大党都支持早日国有化，避免重要产业落入外国人控制。对于此，美国也是采取支持的态度，唯一反对的是俄国，他们原先想要战有纳粹的财产。因此，到了50年代早期，22%的工业生产是来自于国营企业。
法国的国有化
法国在战后也经歷了重要的国有化：包括煤矿、汽车业、部分信託机构、主要的保险公司、天然气与电力、海运、法国航空、部分运输业。当时法国三股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左派、天主义政团、de Gaulle都是支持国有化的政策。一方面，战后的法国人对于纳粹共谋者十分不满，因此民意支持没收电诺汽车厂与一些金融产业，以示惩罚。至于de Gaulle与其技术官僚，他们认为国有化能增加国家控制的能力。
法国、英国、奥地利是战后采取国有化最有进展的国家。不过，法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福利政策没有太多的突破，却是在计划经济方面最有成效。法国经济计划的主导者Jean Monnet并非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一向坚持国有企业与国家指导市场的重要性。Monnet的目标是要更新法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要有效地运作美援，就是要建立强大的计划能力。
危机与左派
1945-75年间可以称资本主义光荣的三十年，资本主义长期的成长，实现了充分就业与社会民主的原始理念。许多财富的分配不再是光凭市场机制决定，政治力的介入使得许多经济剩余被转向教育、医疗、育儿、老年照顾、文化等社会用途。从某种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胜利了，但是它也得接受被管制的现实。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全球资本主义陷入新的危机，左右两派的抗争也更形激烈。到了90年代初期，左派输掉了这场战役，私人资本积累的原则战胜了社会公平的理念。
在这段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中，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都同意充分就业是首要的目标。然而到了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得物价上扬，成长减缓，失业率也随之提升。同时，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瓦解使得美元与黄金的汇率浮动，国际经融秩序也陷入更不确定的情形。
失业问题严重地打击了工会的势力，他们的议价能力减少。同时70年代的经济问题也超乎凯因斯主义的预期，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并存，造成停滞膨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国家的批判声音变大了。反对社会福利的意见在60年代也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不足以说服右派政党。到了70年代，这些右派势力找到了新的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批评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政策目标，他们认为在一定的价格之下，存在一种"自然"的失业率。因此，如果透过扩大公共支出，刺激需求只会解决短期的失业问题，到了中长期，通货膨胀的问题将会更严重。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较为严重的问题，而一定程度的失业则是可以"容忍的"。
需要强调的，经济学者对于许多问题的诊断总是意见不一，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常是南辕北辙。新自由主义学说并不是这段期间的唯一看法，但是他们却成功地说服了左右两派的政治领导者。到了1992年欧体 Maastricht条约签定，明白宣示制止通货膨胀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在全欧洲的胜利。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即使新自由主义的说法是正确的，过多的公共支出、过高的工资水平是成长停滞的原因，在实际作法上仍有左右派之差异。
在70年代，左派的作法战上风。执政的左派政府宣称只有他们能够抑制工会的要求，并且取得工人的信任。统合主义的劳资协调机制确保工资成长不会超过生产力，社会协调的精神避免了无益的劳资对立。因此，政府不断的介入与干预是有助于经济成长。但是到了80年代，右派的作法取得绝对的优势，政府干预、强大的工会、工安规定、社会福利等构成制度性的僵化，束缚市场机制的发挥，因此解决之道在于去除管制，实行自由化政策。到了90年代，旧有的福利国家共识完全被击败了，连左派政党也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面临极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