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闲阶级论的内容在凡勃伦生活的时代正如其人一样似乎是十分另类的。他始终在探寻一个主旨：什么是经济人的本质，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有闲阶级，“有闲”本身的经济意义是什么？毋庸赘述，有闲阶级的产生随着所有制的出现一同产生的。在所有制的前提下“为求在社会上受尊重，一个人必须要获得某种标准以上的财富；正如同较早先的掠夺性阶级一样，野蛮人必须要获得部族里认同的体力、武艺与狡黠的标准”。有闲阶级的产生，使得他们“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同时“有闲阶级在炫耀性消费的同时，他们的消费观点也影响了其他一些相对贫困的人，导致后者的消费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炫耀性的成分。”
基于此，凡勃伦不同意正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论述：人是一个孤立的单位，满足的孤岛，消费者被假定为通过价格的边际分析来竞争消费品，生产要素流向那些消费者认为边际生产力达到最高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凡勃伦认为个人行动的理由“不仅被他和同一团体中其他人的惯常关系所妨碍和引导，这些关系同样也是制度的特点，会随着不同的制度背景而变化。需求和欲望、目标和目的、方法和手段、丰裕程度和个人行为倾向，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整体不稳定性特征的制度变量的函数。”在这里，凡勃伦将制度看作“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
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并不仅仅取决于理性计算，更多的取决于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正如宗教限制了选择和适应的作用，因为它把自己获得幸福和逃避的同样途径强加于每一个人。为此，凡勃伦极力批判人们是在孤立的自然状态下被追求快乐最大化所驱动的观点。“享乐主义认为，人是快乐与痛苦的快速计算者，如同一个渴望幸福的同质小水珠一样犹疑不定，起推动作用的刺激物使他在一定范围内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损伤。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一个处于稳定均衡中孤立的、起决定作用的人类数据，除非来自冲击力量的打击使他偏离这个或那个方向。他将自己限定于一个基本范围之内，他对称的编制自己心灵上的轴线，直到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击败他。当这种冲击的力量消失，他就会静止下来，又变成和以前一样的沉默寡言的欲望的小水珠。”这些话语对后现代主义也同样适用。
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中，对消费方式的分析并从人类学研究中使他发现了“每个社会都具有动态和静态两方面的二分法特征”。一种文化，一方面是使用工具和器械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充斥着民俗、超自然力量和神秘力量。动态的特质在于作用于那些生活进程的特质，从人类“作业本能”中形成的技术活动、休闲渴求，这些在人们心中产生了通过全体人类共同努力从而享受更高生活质量的渴望。那些“特殊礼仪”代表了文化的另一面，这些礼仪是指那些与生活进程背道而驰，且本质上静止的行为所具有的极权主义，充斥着禁忌和情感。这些礼仪之所以被赞美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从远古传下来的。社会习俗具有一种从远古就有的拒绝改变的约束力，正是这一遗传地位，使得所有的禁忌获得支持，而且社会上的人们这种习俗是正确的，美好的，在次序、等级和重要性上享受优先权，因为早在人类组织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之间的特定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些习俗得以体现的。如果支持依靠习俗或制度，那么就会导致引人反感的金钱攀比，从而也就贬低了劳动，也就是对作业本能的损伤。炫耀性消费也就意味着消费标准是由有闲阶级来设定的。
凡勃伦在《企业论》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从企业投资中获得的收入通常和它对社团生活进程的阻碍作用成正比。所有权制度不仅赋予工业技术的所有者使用经济中物质设备的权利，还赋予他们滥用和放弃的权利。这种毁灭性的行为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收入，和其他任何收入一样能被资本化。在二分法的基础上，他将资本分为两种形式即技术上的耐用的工业资本，能给所有者带来收入的礼仪资本。社会对后者的评价决定了它的价值，为了影响人们对生产者有利的决定，企业家投入大量的努力应用于广告。文化通过分化活动操纵事件的概率，经济活动者分化为诱惑者和被诱惑者，同时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似乎诱发出持续繁荣论的宗教情结。既然消费不再是因“个人”需要而产生，而是由于厂商的广告产生的，社会中的价值扭曲创造了市场以增加消费者并不真正需要的商品产出。正如汉森所述“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源被浪费在人为创造的需求上。我们特意创造的不是那些随着时间流逝价值越来越高的耐用、高质的产品，而是那些我们很快就会厌倦的东西——社会价值的泡沫机制很快就会使其成为过时的东西。对这些缺乏内在价值的东西，以往从未浪费过这么多的生产资源”。消费需求不再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他们是批量的生产的。在这种语境下与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不同的是加尔布雷斯的“需求创造需求”。运用错误的价值判断标准往往低估生活的价值，除非社会价值发生变化，允许更好的使用我们的生产资源，否则就不可能达到最优增长率。
如果说我们应对凡勃伦发展的理论心存感激，则我们更应感激他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