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是胡适之“整理国故”的代表作，深入探讨了儒家文化的起源和本质。本书是中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部继往开来的划时代作品。这其实是胡适的一本旧著，可说是“旧书新编”了，但书中的一些灼见，至今仍有穿透力，显示出真正学术的长久生命。
关于孔子和儒学，胡适的两个观点颇有创见。一是讲“儒”原是一些殷商贵族，亡国之后，做了周人的臣仆奴隶，只能以占卜、治丧之类的专门的知识技能来伺奉新主人，渐渐成为一个特殊阶层；二是孔子的超乎寻常的政治自信，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殷商遗民之民族复兴的期望，这种期望直接表现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胡适将孔子和儒学放回远古社会的境况中去考察和理解，孔子“予殆殷人也”的自叹，可以说是对其文化精神本源的最好说明。
胡适《说儒》发表之后，冯友兰即作商榷，如针对胡适以冠章甫为殷遗民特征之说，冯友兰指出章甫虽起源于殷，但亦为周制所用，故西周春秋人戴章甫之冠，不必与殷有关。正如马褂为满清之便礼服，而亦为民国时便礼服，不能因民国时某人穿着马褂便断定其为怀念满清的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