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王子的美丽与哀愁
我一直认为童话是人类一切至高精神品质的本源。这里我指的是那些兼具童话的形体、优美奇异的文字和隽永的内涵的作品。事实上，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恰恰是哲学、文学作品被童话化的产物。这些作品的哲理意味具有丰富的层次性，能同时为孩子和成人所欣赏。我们很难说孩子们能够完全正确地理解爱丽丝的系列奇遇中那些复杂的哲学人文含义。但借助童话的模式，他们能够跳过那些复杂的隐喻之井，直接到达被藏匿的深远内涵之地。这些内涵被以美感体验的形式保留在孩子们的情感经验中，在他们日后的成长中播下潜移默化的种子。这便是我们对童话的日常解读。
日前，因为初版格林童话的重新发现，引起了学术界解读童话的新一轮热潮。童话，特别是脱胎于民间传说的童话，被发掘出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多方面意义。安徒生的解释可以看作解读童话的又一种方法。这位童话大师说，当他写作时，他不仅是在为孩子写，也是在为孩子身边的大人写。他希望大人们也能从童话中获得启迪。
《快乐王子》则是另一个例子。它来自一名唯美主义大师的独立创作，本身也许更倾向于一部优美的哲理散文，主旨是关于苦难。在这个故事里，奇异的文字如同珠玉满辍的琉璃器皿，如此华丽又如此脆弱，就像它的主人公所追求的那些幸福的幻影，因为不稳定的存在感而获得恒久的美丽。
和爱丽丝奇遇系列、《小王子》及安徒生晚年的许多作品一样，《快乐王子》告诉了我们一种创作童话的好途径。它并没有谦卑地俯就孩子的阅读，但它那净化了的语言深入到孩子的心中，激发起无比的哀怜和美的情感。它的童话性更多地来自于读者的二次创造空间。这一空间在王尔德的艺术哲学理念和卓越的文字驾御能力的双重支持下得到了无限的扩充，直至与它的哲学隐喻相接。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理解快乐王子的故事显然比理解《莎乐美》容易得多。怜悯贫弱，反抗不公，与人为善，自我牺牲，追求幸福——这一切在人们心中引起的纯朴的共鸣是强烈的。普遍的观点认为，《快乐王子》是“为着无产者的呼吁”，是一纸愤怒的“控告现社会制度的公诉状”。（R·H·谢拉尔德，《王尔德传》，1906年）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快乐王子》的主旨在于直面苦难。
任何一篇作品，当它被从作者的艺术创作体系中单独割裂出来时，便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生命。一名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必然有具连贯性的艺术理念贯穿其中，就像一根红线一样，将他的全部创作紧密联系起来。王尔德是十九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唯美主义大师，而不是一名反抗维多利亚时代糟糕社会的斗士，他甚至不能算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所追求的爱和救赎更多地来自宗教和唯美艺术，而不是社会改革。哲学层面上的《快乐王子》并不是道德和社会改革的讲坛，而是关于苦难的存在，自我牺牲和救赎，以及艺术的徒劳之美的。
在《来自深渊》中，王尔德自己这样解释《快乐王子》的意旨：“我唯一的错误，是把自己那么孤高地限制在花园里阳光照不到的一面，避开了它的阴影和黑暗的另一面。失败、出丑、贫穷、悲哀、失望、痛苦、……受惩罚的自卑、满头蒙灰的悲惨、以麻衣为布、以胆汁为饮的苦恼--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恐惧的，当我决心不去理它们时，我还是被迫依次品尝他们，……我并不因我为求得生活中片刻的快乐而悔恨，我追求欢快很充分，就像人们做每件事很充分一样。……但继续这样同样的生活是错误的，因为它是有限的，我必须有所前进，花园的另一半对我也是神秘的。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曾在我的艺术中预示和预言过的，有一些体现在《快乐王子》中，有些则显示在《少年国王》中。”（《来自深渊》，张介明译，上海三联书店）
《快乐王子》首先探讨了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完满的生命的问题。王子生前住在无愁宫里，过着享乐的生活，“眼前的一切都是非常美的”，因此被称为“快乐王子”。在没有体察到苦难之前，这种单纯的“欢娱”被当作“快乐”来享受。死后，快乐王子观察到饥饿、孤独、寒冷……一切因为贫穷和不懂得贫穷的人的冷漠而生的苦难的具象纷呈在他眼前，使他流出了悲天怜人的眼泪。这位本性善良的王子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财富送给穷苦的人民。后来，因为一只小燕子，王子的愿望终于实现。病孩、不得意的剧作家和孤苦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都解决了困难。在童话层面上，这个故事本当皆大欢喜地结束了。王子的真善美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获得了精神意义上的胜利，并说明了：牺牲自我解救大众苦难的人，才拥有真正的快乐，才具有完满的生命。
然而，现世是理性的。在人生的苦难面前，个体伟大的自我牺牲显得如此渺小，解救亦只是杯水车薪。企求大众普遍幸福的做法是痴妄的。冬季会来，燕子会死，铅的心会碎裂，亲人会离去，在王子的施舍之后依然有冻僵的双手，饿死的孩子，“这个城市的一切丑恶和穷苦”依然继续。世界的苦难没有分毫减少，只有王子和燕子这两个做出善举的灵魂得以进入天堂，完成个体的最终救赎。这是悲惨的，讽刺的。但如果它果真如此的话，就会失去美的意义。
王尔德对苦难的看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看法集中体现在《快乐王子》的结尾上：
“把这个城市里两件最珍贵的东西给我拿来。”上帝对他的一个天使说。天使便把铅心和死鸟带到上帝面前。
“你选得不错，”上帝说，“因为我可以让这只小鸟永远在我天堂的园子里歌唱，让快乐王子住在我的金城里赞美我。”
如果王子是抗议贫穷和不公的代表，那么上帝甑选他来赞美自己是讽刺的。但讽刺上帝与王尔德童话的一贯意旨并不吻合。在同期稍后的《少年国王》中，王尔德明确提出：“创造苦难的上帝不是比你（指苦难的抗议者少年国王）更聪明吗？”（《石榴之家》，巴金译，1947年）。
显然，王尔德认为苦难来自上帝，不可抗拒，只有顺应接受，在苦难产生的悲哀、同情的情感中寻找最终的解脱之道，因为“悲哀是人可能具有的最高的情感，它既是伟大艺术的典型，又是伟大艺术的验证。”（《来自深渊》，张介明译，上海三联书店）直面苦难的意义在于：它产生美。这种将苦难放入艺术中去理解的做法，将人与苦难的徒劳抗争最终转化成了美与爱的体验。
在这里，上帝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能够解释苦难的存在，并赞美在苦难中坚持追求爱与美的人性，这种人性无论经受何等的磨砺，依然能够保持柔软温暖，发出理性无法解释的光辉。
当王尔德描述城市的苦难时他获得上帝的目光。这种目光使得他在那样华美的悲哀的感性行文中，仍能兼顾对理性主义的描述。市参议员拿王子像和风信标比较，做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拙劣评价；数学先生不赞成小孩做梦，对孩子梦见天使的说法进行理性主义的分析；燕子的朋友反对燕子和芦苇的恋爱，是因为芦苇“没有钱，而且亲戚太多”这样一个极为现实的理由；小燕子说：“要是一座像不能遮雨，那么它又有什么用处？”王子的做好事会感到暖和的说法令人感动，但燕子一细想便了无意趣；燕子冬天依然驻留城市的理由如此浪漫，而禽学教授试图解释此事的长篇报告却显得可笑；市长想用布告告诉鸟选择死亡的地点；快乐王子像失去装饰作用后便不再有用……
王尔德毫无恶意地讽刺了理性主义，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怜悯的态度，但绝不愤怒。他所具有的上帝的目光使他能够理解理性主义的存在。正是这种压倒性的存在，使他一力赞美的感性主义的爱与美得以展现出灿烂的光芒。
唯美主义的王尔德一向坚持艺术无用论。艺术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反映美，而美产生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二律悖反。这就是王尔德在《快乐王子》直面苦难的主旨背后要声明的艺术主张。
在现实世界中，理性是正确的，苦难必然存在；而想要改变这一事实的感性欲望则是荒谬无用的。快乐王子想让每个人都幸福快乐，小燕子想帮助王子解救大众苦难。然而他们的努力都归于徒劳。感性总是在寻求与理性的统一，却永远也无法达到。在这种无限探求的过程中充满了徒劳感。这种徒劳感和人追求幸福的自豪感混杂，产生了美的体验。
美的产生还体现在艺术的感受与表达上。快乐王子献出满身财富，同时他也知道用金钱解救大众苦难的徒劳无益；小燕滞留在冬天的城市，同时他也知道死亡的可怕；王尔德在描写悲剧的同时不乏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在这里，艺术感受的基础是热情，而表达的基础是理智。美因张力而产生，因为强大的理智压迫着澎湃的激情而出现临界状态的涨满，正是这种涨满充满了生命的美感。
艺术通过反映感性的理性之路获得美的意义。这个美的意义只与体验有关，而与道德、善良、正义、真理无关，与是否有现实效益无关。
另一方面，快乐王子和小燕子的故事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它的作用就在于“美”。而“美”的作用在于慰藉人心。《快乐王子》由此获得了最高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