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阐释》初版于一九六六年，但今天看来，还是有一种“清新”之气，这批文章奠定了她作为一个卓越的文化批评家的地位。
桑塔格的文化批评，最大的意义在于一种预见性。这种预见性，来源于敏锐的感受力与深刻的洞察力。——这使她有信心也有能力作为一个现行观点的怀疑者。
“这种新感受力必然根植于我们的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对极端的社会流动性和身体流动性的体验，对人类所处环境的拥挤不堪（人口和物品都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激增）的体验，对所能获得的诸如速度（身体的速度，如乘飞机旅行的情形；画面的速度，如电影中的情形）一类的新感觉的体验，对那种因艺术品的大规模再生产而成为可能的艺术的泛文化观点的体验。”时至今日，阅读这一段对“新感受力”的描述，感受是十分熨帖的，这种描述同时具有抽象概括力与身体的直觉性，表现出一个批评家身上的艺术家气质。这也正是桑塔格的魅力所在：她的感受力与思想力不是互相约束，而是在同一个平面中铺排，形成了畅达清晰的观念。
在“新感受力”的基础上，桑塔格提出了“反对阐释”的方法论。“在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受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数重解说之后，得到的是一个稀薄的“意义”影子，而失去了自发的、新鲜的感觉。
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的同时不断阐释，她在提倡“新感受力”的同时指点着“如何感受”，一个预言者不可避免地成为启蒙者，革命先锋在打破秩序中，又将自己送上了“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圣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