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人和西方人做生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在汉代甚至还正式开辟了远赴西方的内陆交通线，张骞先生出使西域的故事也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就近代西方人的那副可恶的生意嘴脸而言，可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可能最早的印象来自于西方航海大发现之后，零零星星的几个西方传教士带着并不怎么多的银子兴高采烈地和我们交换了一些茶叶、瓷器和丝绸。所以中国人一直也没怎么注意，毕竟这些交易并不多，即使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到了鸦片战争时，英国人也没什么货物买给咱们。这是实话，那个时候的英国还依然是马克思笔下血淋淋的压迫社会，罢工、饥饿、疾病和无知同样充斥于这个在西方号称最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一直被周围的番邦国家前呼后拥的中国，不重视西方人要求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的要求。而且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是，西方人从乾隆时候，就开始把鸦片卖给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对他们所谓的“通商”，一早就抱有极大的怀疑——马葛尔尼候为乾隆80大寿送贺礼的那个故事估计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近代生意和政治互动的最好例子。中国人的眼里，西方人是和高丽，暹罗一样，都是出于对我族的仰视才来的，但处于君主制的英国和中国人一样重视礼仪上的规矩，所以冲突再所难免。
基于此，中国人也没有完全禁绝西方人进入中国人做生意的要求，在广州弄了个十三行专门处理西方类似通商的“夷务”。后来西方人表现更糟糕，输入中国的鸦片越来越多。从乾隆初年的四百余箱增加到嘉庆初年的四千余箱。嘉庆下令严禁，可因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还是防不胜防。当时西方人和中国人都认为，谁获得的银子越多越好。中国人看见大量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却是这无用害人的鸦片，实在受不了西方人，尤其对银子特别敏感的道光皇帝最是痛心。当时鸦片成为一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从中国人提出禁烟的方法中可见一斑。当时广东的绅士们认为，其实烟越禁越好卖，所以主张干脆自己种植，拿国货抵外货，让这外国人无利可图，自然就不再往我国运这害人东西了。不过当时最盛行的观点不是这看起来有点“后现代”的观点，而是中国人一贯喜欢的“严办”。当时黄爵滋先生给道光上了一折，疾呼严禁，办法就是严禁吸食，没有人吸，自然就没人买，所以黄先生主张，规定某段时期之后，依然吸食者处以极刑。不过道光皇帝觉得最大的罪责是卖烟土的人，而不是吸食者，所以严办的应该是贩卖鸦片的老外。从这些争论不休的禁烟方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鸦片已经成为了非常头疼的“社会问题”，远比现在的毒瘾，网瘾来得严重。鸦片造成的混乱完全是在市场化逻辑体制下出现的新问题，这对于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社会问题的大清朝而言完全是陌生的，手足无措也很必然。中国人之前遇上的问题，只要政府说“禁”或者“限”就能在高度的极权政治中立刻“治愈”成功。但是这次不同，越禁越猖。
到了这一步没办法了，道光派了当时在士大夫声望最好，而且主张严禁的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虽然官员们包括林则徐在上奏给皇帝的折子中，总是自信满满唱高调。不过从他们的私人信函中，可见当时禁烟之困难。林出动了军队包围了十三行，勒令老外把鸦片交出来，最后由军队监督毁了所有鸦片。
这段和西方人的鸦片贸易和战争，实在可以是中国人最早关于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近代记忆，是中国人关于国际贸易和商业的最早印象——西方人其实没什么货，而商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许商业还给中国人某种屈辱感。这个关于商业的最早的恶劣的童年记忆，为以后中国商业文化的形成带来了什么样的印象是难以估计的。不过自此之后，就不断能听到中国人不懂商业，不诚信，不守交易规则的消息。可是从过往的商业历史来看，在赚钱这件事情上，估计世界上只有犹太人可以和中国人相媲美。但是近代之后，我们成为了“不懂商业”的民族，对于那些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公式和无法预料的市场风险，中国人几乎成了“商盲”。一直到现在，依然有学了西方商业理论和伦理的中国人在感叹，中国天生不是商业民族，农业才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很难对这个涉及到历史、文化和民族的复杂问题做轻易的结论，不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似乎在理论上确是证明了一件事情，中国人和犹太人会“挣钱”实际上和现代商业伦理背道而驰。我觉得韦伯的这个结论，或许会比当年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不是“中央之国”的打击还来得大。因为自此，中国人可以彻底否定自己过去那些所谓的“辉煌”的历史了。中国人的封闭、浪费、功利和投机在现代商业伦理的禁欲精神中无处遁形。如何从这种根本的不自信和基督罪感般的挫败感中摆脱出来，成为了现代中国学者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
博学的韦伯其学术背景就是商业贸易史，他的说法会像老师的责备那样带来十足的绝望。不过中国人也完全没必要过于介怀自己是否属于“商业民族”这件事情，因为在民族主义的这件事情上，韦伯和中国人一样不能免俗。189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韦伯来到弗莱堡大学就职，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在演讲中，还没有被自责和禁欲逼疯的韦伯说道，国与国之间看似平等的交易，实际就是赤裸裸的斗争关系，所谓平等、幸福的美梦只有在最幼稚的政治经济学中出现。而韦伯的话不正是中国人关于商业的最早的童年记忆吗？那不是“伤”和噩梦，实乃历史之真实也！
如今的中国人已经通过收复殖民地恢复了自己作为主权大国的地位，通过“举国体制”的奥运会为自己彻底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用GDP迅速增长的数字完全改观了贫穷落后的“假象”。但是纠结于民族主义、功利文化和千年传统的国人依然不清楚西方人眼里的商业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当年西人运来鸦片交换银子的行为，那中国人比西人更明白，如果说商业增长的动力和长久积累的机制埋藏于宗教里神秘的观念和信仰中，那沉醉于儒家世俗伦理的中国人估计永远也无法明白什么是商业。
中国人喜欢马克思揭露西人市场经济“假象”的学说，近来又对列奥·施特劳斯看破政治民主和自由的保守主义钟情，看来是有深刻的民族心理的。或许正如刘擎者所说，这其实是中国人耻辱伤感的历史引起的“伤痕”心理在作祟。于是，“认识商业”也似乎成为了“疗治”创伤的手段。可是殊不知，商业不过是这个时代最普通的常识而已，这常识和学术没有了舒茨先生的“层面”之别。不过或许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把商业转变成中国人的“纯粹认识”——《认识商业》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常识和学识糅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人的方式，剥落掉西方学识和常识的二元基础，才符合中国人的“日常练达皆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