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下册叙述的时间范围从1938年至1977年，以抗战时期亚洲商业中心上海的衰落开始，到1977年邓小平重掌权柄，到南方视察为止。
“上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吴晓波在这本书的开头即引用知名史学家魏斐德的话说。尽管这个城市在抗战期间出现过奇怪的繁荣。 1939年－1941年间的商业格外兴盛，商户数目和大商场的营业额都比抗战前成倍增加，比如1939年上海零售业商户比战前增加了1倍左右，著名百货公 司永安公司1941年营业额比1938年责怪那张了5倍半，利润增长了11倍以上。到1941年时，在上海，“人们几乎无法预定到一个房间，以致若要看一 场周末
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
但是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这一切只是一场漫长的衰退和败落的开始。在《跌荡一百年》上册中建立起自己庞大公司并进而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民间商业大亨们，在下册 中面临的命运，无一例外全都充满着惊慌失措和无可奈何，而且说到最后的结局，几乎无一善终。商战中的对手已经不是他们忧虑的对象，更加让他们心惊的是战 争、变化莫测的政局和动荡不安的社会，身处其中他们甚至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一场让人战栗的绑架背后的主谋，可能是表面上全心全意在维护他们个人安危的 警察首领；平日在宴席上与之谈笑风生的政治大亨，可能转眼就变成图谋其产业的贪婪鹰鹫。当这个国家好不容易建立起稳定的政权之后，国家却又变成他们的敌 人，要用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来消灭他们的商业雄心。到1956年底时，全部的私有企业都接受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了企业，自然也就没有了企业 家。吴晓波给这一章起的题目更让人心惊，他称之为“绝种”。
其实吴晓波也清楚，自己描写的这段历史，注定是一段没有企业的企业史。在这本书将要结束时，他写道“事实上，自1935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突袭中 国民营银行业）之后，信奉自由经济的企业家阶层就在中国逐渐烟消云散了，与之伴随的是中产阶级的日渐式弱与瓦解”。
不同形式的国家企业取代了“信奉自由经济的企业家阶层”创建的企业。关于这点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的上册和下册中均有描述。他甚至比较过胡雪岩、盛宣怀 以及孔祥熙和宋子文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这些“官商”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官商”的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至孔祥熙和宋子文时，这 两位“官商”已是权倾朝野，能够“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甚至连最有权势的政治家在他们的势力面前也必须做出让步。比如蒋经国在上海 “打虎”，维持金融秩序、遏制通货膨胀，却功败垂成，止步于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公司。孔、宋掌控的特殊形式的公司对私人企业的吞噬，在《跌荡一百年》中也屡 屡出现。
1956年年末，私营公司“绝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不过这些国有企业在吴晓波的书中并无太多描述。他更关心的显然是那些更具创造力的民 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衰，比如卢作孚和荣毅仁，或者更具破坏性的官僚资本家如盛宣怀、孔祥熙和宋子文，而不是成立时尚且面目模糊，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产物 的大型国有企业。尽管其中不少公司一直延续到今日，已经颇具实力，很多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庞然大物和当然的垄断者，它们甚至已经像之前的官僚资本主义一样 开始对自由企业产生挤压。
但是即使是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的生机与活力也只是在1978年之后，甚至更晚，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大张旗鼓进行之后才开始焕发出来。在《跌荡 一百年》下册的描述时间范围内，企业和企业家只是在不断式微，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也随之呈下行趋势——除了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采用便于调配全 国资源计划经济体制，中国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主角只能是政治家，而遗憾的是，在发展经济方面，即使是那些手段最为高超的政治家，其中很多人也都是手法稚嫩的魔术师，菲力普.肖特，一部《毛泽东传》的作者，正是如此形容毛泽东。
总体而言这是一段晦暗的历史。尽管从政治、军事和社会角度来看，这一段历史颇为人称道，其中充满着无数传奇故事和大场面，但对商业、企业和企业家而言却不是如此。真正的明朗阶段要等到邓小平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