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与中国的贸易，英国人推出了他们恶毒的新产品——鸦片。其早期的财富积累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在新大陆或东方海盗式的掠夺。真正的技术改造如以前教科书里的蒸汽机迷信好像并不是工业革命直接催生的因素。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认为富国之所以富足得益于自由的市场机制，而穷国之所以贫穷，其主要原因就在其国内的封建的官僚体制的重压。相对而言，在中华帝国的晚期，市场机制竟是相当完善的，政府的调控、商帮的运作，大规模的国内抑或国外贸易全然不是我们传统教科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不堪。
荷兰学者傅瑞斯的一篇文章《令人瞠目的不同世界：西欧与中国近代早期的国家与经济》中指出：西方崛起或工业化并非斯密所描述的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意志、海外贸易和奉行了军事财政体制造成的。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在近代以降并未像英国、欧美那样走上强国的工业化之路，也并非缺乏斯密所说的那种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出现在一系列历史著述上的核心观点。即“富国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拥有市场的自由，穷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拥有官僚的专制”，正是官僚的专制造就了近代中国的贫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