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伍贤书深谙兵法，精通武术。受他的影响，幼年时的刘伯承就常随他练功习武。对老师讲述的《水浒》、《三国》、《说岳全传》等故事中的精彩战斗片断和一些重大战役他都能熟练讲解，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1年，刘伯承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志向，投考了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在将弁学堂，刘伯承开始接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程。刘伯承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注意学习历史，学习文学。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他都读过；《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又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他时常翻阅，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都背下来，而且能熟练运用。在创办红军大学期间，他还亲自向学员讲授过《孙子兵法》。刘伯承元帅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常常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和著名战例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回国后，刘伯承元帅在战争间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他译的第一篇处女作是《苏联步兵操典》，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苏联山地斗争》等数百万字的军事论著，是中国少有的军事翻译家。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不是教条的理论。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但他并不囿于书本，而是把兵法中可行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打了许多漂亮仗。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