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且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所以,文化积累极其丰富,数千年来不曾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中国人视阈所及的范围内的其他民族,其文化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低于中国。中国读书人寝馈于丛如山积的文化典籍中,从未想到在中华之外还有其他高等的文化,还有可与中国相比肩的拥有高等文化的民族。这种心理几乎是牢不可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累次遭遇西方列强的侵夺,割地赔款,受尽屈辱。在如此情况下,绝大多数士大夫仍不肯承认我们有不如人处。一则,西人形貌、言语、行为皆属异类。在中国人的观念和字典里,异类只能是蛮夷。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说,每一个层次的相对稳固的群体,也都把他们自己作为观察他们群体以外的一切事物的尺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尺度。既然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里,自己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蛮夷,那么,这个陌生的西方民族,也必定是蛮夷。更何况,西方列强强卖毒品,掠夺土地,虐杀人民,其所作所为又确有与蛮夷相类之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长久难以消除。魏源的“师夷长技”,冯桂芬的“采西学”,不过是对西方列强所拥有的文化的一种极其表浅的认识。由此引发的洋务运动也长期未曾得到多数读书人的认可,经常受到攻击和辱骂。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这同样是根深蒂固的。直到洋务运动遭遇失败之前,洋务仍未得到读书人普遍的认可,只是事实上被容忍了。其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在传统士大夫们看来,工艺之学,以及相应的“奇技淫巧”之类,西方即使稍占优胜, 亦无损于中华文明在礼教等方面的优越地位。当康有为、梁启超辈进而提出变革制度的主张时,遭到强烈的反对,理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礼教之大防不可违。然而列强之割土地,建租界,主海关及领事裁判权等等,都早已破坏了祖宗之法;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皇帝及太后狼狈西逃,此时,尚何有礼教之大防!可是,在中国人自家圈内,讲说中华文明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仍是大多数读圣贤书者深信不疑的。正因如此,在经历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直至君主制被推翻,成立民主共和国,仍有很多读书人,甚至是很有学问的人,如王国维、罗振玉、沈曾植等,仍以改革与革命有损于中华文明之传统而宁做大清之遗民,坚不肯断发易服,做共和国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