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一味地罗列书体资料而纠缠于当时书体、书风的变化演进上，而是溯本穷源，从历史文化大背景来阐释当时书风之盛、书体之变的，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全面考辨论述的。因而揭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一道，不仅是魏晋风流的余绪，更是儒林士风的又一端。正如包世臣所言：“南北朝尤重此艺。工文者史入文苑，工书托体小学，乃入儒林”。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更是那个时代的标榜。从该书各章节的论述中，都可对当时这种世风时尚有所领略，进而明了书体之变尽在不言之中。仅从该书《南朝帝王重视书法》、《南朝寒门书家与士族书家》两节所述“‘侍书’的设立”、“帝王与高门书家争胜”、“寒门书家的崛起”、“书家的士庶之别”等内容，就可窥见当时书风之盛，已非士人雅好之举。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风行，是一种文化追求，虽多少有点附庸风雅或追求功利之敝，但韵致高远。这比起自下而上的趋俗、媚势、逐流，则显得高贵不少，也更具文化意义。这本书正是着眼于这种时代文化风貌而撰述的，因对审美价值的全面述求而有了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由处处闪现着的思想火花而见作者异乎寻常的深思熟虑，因此避免了将所引用的大量新旧书法资料进行放慢板地、简单地罗列、展示、说明。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