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吴晓波此次记述的，真实这样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 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在乱世之中， 企业家似乎总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见利忘义的人。
这也难怪，因为企业家的生命中绝少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激越，他们似乎总是很冷静，不会提口号，总是不怎么讨人欢喜。他们的血液是冷的，他们的灵魂 是金色的，他们的愤怒是有成本边际的，即使怒发冲冠，他们也不会去大雨中把栏杆拍遍。中国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 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 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 但真的是这样吗？吴晓波在他的《跌荡一百年中》证明，过去百年间，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国运衰竭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则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 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他们曾经扮演过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或者在 某些城市，他们一度成为主角，他们有机会改变国家和自己的命运。他们也有软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从而把自己的命运 带入了泥潭。他们始终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强大的政府机器的关系。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名字：范旭东，正是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虞洽卿，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穆藕初，他不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国最懂
棉花
的人；张公权，他在27岁那年就领导了中国最大的银行；郑观应，他不仅写过《盛世危言》，还是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卢作孚，瘦小寡言却有着猛 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这些名字背后的辉煌，放到今天依然会闪闪发亮并无人可及，但走过历史，他们却好像是一群显赫的“隐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后，仍 然模糊而渺小。 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吴晓波已经注意到，中国企业的成长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伴生现象，或者说，它受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一特 征在《跌荡一百年》中呈现得更加清晰。在中国经营企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沿革一无所知，那么，获得持续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我们在观察 所有成功者的时候，都必须思考政治环境和制度设计的影响。这样的观察不得不让我们对企业家阶层—特别是依赖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在中国进步中的 角色进行新的审视。
这样的结论，在看罢《跌荡一百年》后，会变成一个清晰的思考，而这，大概也是吴晓波最乐意看到的。因为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