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份的中国经济指标都陆续出来了，虽然，数据显示的情况没有太出乎大家的预料，但是，人们对它的关心依然很高。关心高很大的一个理由，是人们想通过从这一系列宏观数据中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做出自己投资和消费的决策。目前，对经济的复苏，简单地说，对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是否能实现，境内外机构的判断分歧很大。这种分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立场”、“爱国”的字眼来加以评判，而应该冷静地去分析他们各自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虽然他们做出判断的依据有很大的差异。
认为无法兑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外资分析机构，则认为迅速改变12月份所反映出来的物价水平下滑、进出口放缓，房价下跌，工业生产增速放慢的格局，按照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确实很难。即使目前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底部，也很难通过目前的刺激方案来消化整个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所以，他们把政府的刺激计划所带来的贡献考虑在内，也认为世界经济的放缓，尤其是美国经济的硬着陆特征对中国出口导向国家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存在一批更为悲观的分析师则认为中国的内需壮大的环境很缺乏，从企业的生产垄断（最近煤电企业讨价还价互不相让的现状也充分暴露了中国市场效率缺失的弊病）和诚信意识到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和节约文化，从政府投资型的内需刺激计划（有些甚至认为政府的4万亿财政开支的落实也有一定的困难）到地方政府跑步“钱”进的急功近利表现，都无法通过消费“中国制造”产品的扩大来改善中国企业的利润，来缓解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来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能带来实际收入增长的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彻底改变这一切，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中国再创造一个内需主导的东亚奇迹。而目前延续出口导向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中国，要迅速改变一种增长方式，确实难度很大，不得不和欧美经济一起承担经济下滑的风险。因此，按照以前的经济参数所做出的估计，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判断可能就在6.5-7.2之间。
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完成8%增长目标的中资机构，则是根据中国政府刺激内需计划的力度和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上，坚信汽车、钢铁、装备制造业、医疗等龙头行业的重组和振兴计划一一落实到位，就完全能产生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即使在可持续问题上需要中国全社会做更多的努力，但至少09年的保8目标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何况做出这一判断的很多人都认为，全世界各国的救市力度不断在加大，经济触底的迹象十分明显，最糟糕的时刻就是目前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出来的状况，今后一定会渐渐出现复苏的迹象。而且，有人甚至认为，一旦中国社会齐心协力，上上下下被充分动员起来，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是无法能用市场经济的原理来加以定量分析的。因此，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充满信心，不懈努力，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尽最大的力度，争取最好的结果。事实上，支持中国经济复苏的利好材料还是存在的，比如，在全球流动性紧缩的状态下，中国银行业的信贷出现了喜人的增长，资金在市场的循环对中国经济早日结束政府的注资救市行为，而通过市场自身的造血功能的恢复来激活经济发展的活力将发挥积极的作用。12月工业产值增速回暖也可能就是一种鼓舞人心的信号！另外，中国人均收入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这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创造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尤其是中国人多，作为一个发展潜力很大新兴增长点，第三产业在中国确实前途无量。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重视民生对培育消费的重要性。
不管怎样，我认为，中国经济在2009年确实存在很多挑战，当然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何时复苏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怎样复苏更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能够保持多久的问题。它对保持我国的社会和谐也至关重要。所以，我感到，只有处理好以下几个更为重要、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所“建树”，才能在中国增长方式的优化过程中让我们最先走出危机的低谷，而保8目标的成与否，则是一个不太重要数量指标：
首先，目前刺激消费的扩大内需方式是否能产生真正的“有效需求”，值得商榷。比如企业投资支出，它是属于投资型的内需，过多的依赖这种刺激投资领域的总需求的做法，在实体经济已经陷入低迷的阶段，反而会进一步导致更为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
其次，政府目前大力投入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大政府采购行为，都主要侧重于这些投资型的内需扩大方面，而并非立足于“改善民生”来刺激消费型内需的增长。所以，如何使我们能够尽快实施有利于解除大众“后顾之忧”的公共投资，这对创造“有效需求”上，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最近医疗改革的推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市场的信心。这方面的改革还要不断深入和扩大。
第三，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可能对促进社会和谐，意义更为明显。因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小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茁壮成长，至少它承担起了中国劳动市场不小的就业压力。但是，目前危机当头，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家减负，就成为决定我们经济上能否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在降低税负，还是在打开更多的融资环境方面，政府都应该责无旁贷。
四是金融体系的健康化发展将直接影响我们刺激内需的效果。如果我们的银行体系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手里又没有足够的工具来规避和缓解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惜贷”问题就会严重影响我们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金融市场充斥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无法加以有效监管，即使大小非解禁意味着股权结构的脱胎换骨，但如果缺乏这种改变所能带来的公司业绩增长的内在机制，那么，股市就会对企业的这种“解套战略”产生非常明显的排斥行为，结果，政府刺激经济的减税效果，就会因为股市投融资功能萎缩所造成的大批有实力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而大打折扣。目前，让我们可喜的看到银行业的信贷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回暖迹象，只要银行业能够控制好信贷的风险，那么，这轮资金的配置一定会推动中国实体经济的真正复苏。
最后，要重视“总供给”政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机制。比如，根据欧美的成功经验，加强教育和科技投资，鼓励创新和创业，就有可能增加全社会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而且，这些就业人群的增加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会转变成可持续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可喜局面；这次奥巴马的新政演说中，也充分强调了美国政府今后在这方面会更加强化投资力度，重塑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为此，中国要想摆脱世界经济失衡对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教育兴国、科学治国必然会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和立足世界的发展战略产生越来越重要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