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上班记》
读了何先生口述《上班记》，我首先想到的是那本《张申府访谈录》，其副标题是“讲真话的时间不多了”（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书界有一大奇观，那就是，退休、卸位的学者官员开始讲真话。
康德说过，人该讲真话，但我没义务一定要把心里话讲出来。中国情形有所不同，何先生他们是把选择时机讲真话，视为一项应尽的社会义务。据说何先生已口述好下一本《上班记》，但还在等待时机。这些跟国家机密毫不相干的真话，竟要选择时机，竟要等待！但谁又能怪他呢？
中国人宗教情怀淡薄，以史为鉴是文化人挂在口边、刻在心里的信条。何先生一定认为，他的口述有助于形成信史。
何先生这《上学记》甫出，引来叫冤一片，吴晗、冯友兰等亲属均发表文章澄清，但他披露的如下事实似乎没人争：
（1） 对宋哲元那顶“爱国将领”桂冠的质疑（第52页）
（2）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到欧洲游历一番之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第37页）
（3） 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评价（第159-160页）
（4） 对抗战后国共战与和的议论（第188-189页）
（5） 对学生运动中心在昆明而非重庆的原因解说（第192页）
（6） 他们的后半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幻灭（278）
何先生翻译的学术名著，译文真是漂亮，也是当代社科学术翻译坐标；我们祈盼何先生健康长寿，留给后世更多的信史、真话。
顺便指出，访谈的记述者文靖，对撰写此类文稿明显手生，全篇内容（特别是史实）作者负有核实、补充之责，行文亦缺乏应有的润色，写得有几分随意，有几分漂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