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初举事，开会，集会、演讲，势所难免。忽一日又聚，与会者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见此状，孙公叹曰：会之议，何至此？遂撰《民权初步》（1917年），继创《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8-1919年）。《民权初步》乃据《罗氏议事规则》编译而成。
《民权初步》自序曰：“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首迈《初步》于今，九十春秋去矣，倘逸仙下凡，检视《初步》之后尘，必又喜又惊：国人开会，望之俨然，闻之寡味；会之频，泛滥成灾；会之类：曰讲话，曰传达，曰学习，曰贯彻；倡“毛邓三”之教，呼“科学发展”之吁，言者谆谆，行者藐藐。凡此种种，与会议乃民权之说，相差岂止万里！
吾尝闻之，周扬晚年久病，几近“植物”。一日，文部尚书王蒙探视，见其形似枯槁，目光呆滞，似醒还睡。遂附耳低语告曰：昨，吾人聚XXX座谈会。周公闻之，遽尔精神抖擞，目光炯炯。。。由是观之，会之所需，会之所要者，在官不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