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需要横向比较
李华新
作者自己也说，这部书一本纯粹的历史书，而是具有哲学思考意义的书。果然我们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最先感到的是作者开宗明义就说出，那就是要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
而作者之所以选取“1750--1955 的中国”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这个节点，正是中国的一个具有被称之为盛世的一个时期，而殊不知正是这个时代在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开始。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中的“清代的盛宴”一章中就指出，“清代的衰机，可以说是起于乾隆之世。”这也是正像作者引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话所说，“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却极少省思。在一派繁荣景象的乾隆中期，已日益显现了衰退甚至崩溃的征兆。
对于中国来说乾隆和和绅的去世，是一个所谓的漫长的“盛世”结束的时候，而和绅的有盛极一时到身败名裂的人生轨迹。也隐隐显示出大清帝国盛衰嬗变的实际情形。但是，及时如此在乾隆五十之时，在这个时候，乔治.华盛顿，也刚刚离世而去。但是不同的是华盛顿所创建的权利体制，却是保证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健康成长。而在法国，这个时候拿破仑确实发动了雾月政变，由此为法兰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由、平等、法制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孜孜以求的 理念。
在西方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已经开始在一个曾经经历了中世纪黑暗后的欧洲，现代文明的大阿姆已经开启。而随后贪恋的资本主义的本性，正在开始虎视眈眈地对世界上所有的富硕之地开始了掠夺的兴趣， 而在这个时候，清朝帝国自乾隆皇帝到这个帝国的官员，到陶醉在泱泱大国的美梦之中。而这个帝国的大船和它的舵手,并不知道自己所驾御的这艘巨轮，已经被来自西方的雄起的力量所觊觎，一旦羽翼丰满，它就要远行了。因为美国这个刚刚组建不久的合众国在华盛顿为这个国家奠定了国家权力 的形态和执政理念之后，正是中国的皇帝依旧下江南的途中。
于是清帝国的那么风起云涌义和团、捻军这些内生的战争，则是极大地消耗量这个国家的实力。在这个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下。大清走向了19 实际的下半叶，只是中国必定要经历的一个时代的深渊。而此时欧洲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蒸汽机广泛应用、机械动力的全面替代自然力，而且随着之后的以电气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一个新兴的欧洲正在崛起。
自然泱泱大国并非都是迂腐的，也有睁眼看世界的人，这些任务也是开始洋务运动的一些有位之士，但是，红红火火的洋务运动多追求的目标过于简单，朝野上下所希望的只是借助于外国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充实国家的军事实力，再反过来制服洋人。各种洋务孜孜以求的只是军舰和枪炮，而“西学”的精华--现代政治民主思想却被抛弃了。
这样的一个论断，是近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个共识，而且即使是此后的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其后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的进入一个混乱状态，其实并非是仅仅靠器物层面的改革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坚守传价值观的洋务领袖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个女人的至高权威的影响，在谨慎的与旧体制进行隔离，即使是一些新政看起来和邻国日本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的保守，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那么中国也就注定无法走进现代社会。
关于中国的大船说，其实人们已经不再陌生，而对于那位来自英吉利的马噶尔尼来到中国觐见中国皇帝时代是否下跪以及争执，实际上并非是问题的全部，那就是即使是马噶尔尼不给英国女王面子而给中国的皇帝跪下，其实以后的命运也不会改变。因为当年的马噶尔尼在他的日记中所言：“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他呢个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有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其实这就样人们误以为的是因为鸦片战争而使得中国落后那样，因为那场战争打或是不打，清帝国的命运都是无法改变的，而鸦片战争只是在合适的时候通过炮火又证明了人们的判断。因为即使是为了不愿背上买过罪名的李鸿章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字的时候，他的呕血以及对日本的仇恨也是达到极点的。但是任其如何周旋，清帝国衰败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 在中国的晚清历史上是应该客观分析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对于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军事、经济的落后，源于政治、体制的落后。大清国的政治与体制的落后恰恰起于极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尤其是起于性本奢侈、好大喜功的咸丰。而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大清国也是有见识之人曾经发出感叹道，如作为中国第一位大师的郭嵩焘在英国就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们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微末微的小时，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的确，中国自明代以来的海禁之策，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原因，而陶醉于那个文明的成就，不进入海洋经济的竞争，使得中国无法获取足够的发展动力，如黑格尔所言：“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对亚细亚国家而言，海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没有积极的关系。”
是啊，对志满意得的乾隆皇帝而言，恭维的话才是最中听的，身边和绅这样的人才是最舒服的，而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下，一个道统的社会是无法产生伏尔泰这样的文化人，不可能有卢梭这样的启蒙运动卓越的领袖人物，更不会有主张人民民主权利思想的产生的机会。
应该说是本书的封面上的两行提示使得我们增加了阅读的兴趣。
17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
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9%。
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就读读这本书《1750--1950 的中国》。
（《1750--1950 的中国》 汪中求 王筱宇 著 《新世界出版社》）
（济南 李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