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爱恨交加于柏杨。喜欢他的人很喜欢，说，他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他的许多文字都以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为主题，《丑陋的中国人》《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等代表作，以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着一代读者，也必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这个倔强的老头，能把一部为帝王将相而写的政治史改写成人民的历史，改写成争取自由的历史。这种看历史的立场、视角，前无古人、光照古今！然而，痛恨他的人很痛恨，骂，柏杨天生反骨，是个十足的老杠头、老匹夫。他一派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遗风，总是高傲地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启蒙者姿态却往往因为笔墨所至漏洞百出而显得无知可笑。
当然，这种爱或恨，其实有所区别：爱柏杨的人并不一定是真爱，但恨他的人却肯定是真恨。其中的差异根源于我们是否真的读懂了柏杨。读懂意味着理解，而理解往往催生认同。那些所谓认同柏杨并大肆推崇的人，实际上仅仅是从他高举冲击传统文化的大旗、痛快淋漓的批判话语里自以为是地找到了同党；而鄙视柏杨甚至横眉冷对的人，也大多是因为在他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声色俱厉地摧枯拉朽面前陡然失去了方向与自信。在这个意义上，爱柏杨或恨柏杨的人，可能都不曾真正读懂柏杨。这位孤独的勇士，生前不要功名，也不怕骂名的呐喊者，在他一挥利剑就刺穿了丑陋的中国酱缸文化心脏之后，被不断误解的同时却又广受赞誉，这究竟是柏杨的幸运还是他的悲哀？
就拿他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来说，截然相反的评价再一次落在柏杨及其这部作品上。从正面的来看，柏杨在耗费十年心血完成的《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的基础之上，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写成《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如此一来，柏杨借用袁枢之力，以纪事本末弥补了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的遗憾。如果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使每个历史事件完整呈现，情节波涛汹涌地向前推进，由于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从而成为进入司马光《资治通鉴》大门的话。那么，柏杨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则依靠其“古文今译”、“生花妙笔”让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不因为生涩、艰深的文言文疏远了现代人。柏杨曾就翻译《资治通鉴》时说，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这本书）将有尘封的厄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再创作。虽然是翻译，但柏杨并不止于把古文译成现代文，或加以信、达、雅的润色。《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至少在地名今注（柏杨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并亲手增绘地图，力倡“史地不分家”）、官名今译（柏杨使用现代人能够了解的官名，夹注原称，使能确知其权力地位）、西元纪元（柏杨使用西元纪年使能明确显示时间距离）、证补史事阙漏（对于陆续被发现的史事，柏杨于译本内独力补录，以存信史）方面为“古史新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意义。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柏杨的许多创新之处恰恰也是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例如，柏杨的官名今译把“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错译成“水利部长”，“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收入）错译为“农林部长”。此外，柏杨将古时候的每个官称都翻译成现代官僚系统的称呼本意是帮助读者理解官员职能，但类似“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的写法未免有点本末倒置。且不论“户部尚书”是否真是现今的“财政部长”，就尊重历史而言，是否应该将自己的理解放在括号内呢？另外，我们注意到，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很少出现“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史学界内外成为通识的帝号，而是直呼其名。这种写法柏杨在之前的历史著作中就用过，例如在《中国人史纲》中夏桀不叫夏桀，要称“姒履癸”，商纣不叫商纣，要叫“子受辛”。对此，人们不禁质疑柏杨，其动机何在？是卖弄才学，还是故弄玄虚，或是另有企图？包括对于需要考证和有争议的事实或者是柏杨自己的臆断，统统是一句“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或者“找不出合理解释”。种种迹象表明，柏杨只是一个作者，似乎远远未能达到人们冠以的“人文大师”、“历史学家”的高度。
对同一部书、同一个人，很少会有像对柏杨那样天壤之别的反差，不是好，就是坏，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就这样，柏杨常常被过于极端化地对待，偏激、狭隘甚至歪曲。事实上，当了解过柏杨的思想理路，会觉得他并不是像支持或反对者评说的那样，他无意于独一无二故作惊人之论，他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剖析，只不过承继了现代中国启蒙未完成的事业而已。批判传统，揭露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柏杨曾说，“我们缺少一种面对真相的心态、一种健康的心态”，于是柏杨要写的正是他对现状的不满和对传统的反叛。
有一点是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读不到的。柏杨出身草莽，小学文化，自学成才，并没有受过体制内的训练。这样的经历背景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这本书以及其他历史著作能摆脱体例的束缚，独创出所谓的“平民体”。（柏杨在某次采访中表示，他不敢说是开创了这一个新的史体，但确实创造了和从前的不一样体例。）梁启超曾经说过，中国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不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写给帝王看的，最后就成了一部部的帝王将相史。而柏杨的历史观与之不同，他极力地想突出一个“人”字。这个人是立体的人，是鲜活的人，是平等的人，是自由的人，包括帝王将相、平民百姓，都不过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有思有想的人。或许这不难解释为什么柏杨写皇帝时不用谥号而直呼其名了，原因是他“要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人’”。
柏杨的“人性史观”和“酱缸文化”其实是一脉相承、互为影响：历史就好比一条河流，它不停地向前流淌，身后的河床上也就不断地会有许多的烂菜叶子之类的垃圾沉淀下来，年深日久，太多的烂菜叶子的积淀就会使这条河床成为一口臭不可闻的大酱缸。可惜，当“酱缸文化”、平民体历史成为一个个被津津乐道的文化符号的时候，人们也热衷于将柏杨符号化，如之前所述，或将其描述成一个反对传统文化的英勇无畏的斗士，或者是一个妄图摧毁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疯子，对于后者，人们甚至极其乐意从柏杨少年时代的不幸中找出他心理残疾的证据。——人们忽略了，或者说故意忽略了柏杨写作的实质：爱之深，所以恨之切。
柏杨：《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十九部，共三十八册），中信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