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张炜是一位具有感时忧愤的浓郁诗情和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这种气质决定了其小说独标一格的风格。从《古船》到《九月寓言》到后来的《柏慧》《家族》《能不忆蜀葵》《外省书》《丑行与浪漫》等一系列长篇小说都可以说是体现了这种气质的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文学标本。其中《九月寓言》被公认为是最能体现张炜艺术气质的一部，也是张炜小说中艺术最完美和成熟的一部，它对于大地哲学的诗性坚守、对于现实、历史和自然的寓言哲思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比较而言，《柏慧》《家族》《能不忆蜀葵》《外省书》等小说则多多少少给人以艺术上的某种不满足感，这种不满足既源于作家表达的过于急切和思想上的过于“偏执”，也来自于理性与感性的撕裂，以及理念与想像的不平衡。如果说，《九月寓言》因为其思想、艺术的“和谐”、“圆融”、“成熟”而彰显了张炜艺术气质的独特魅力的话，那么《柏慧》《家族》《能不忆蜀葵》《外省书》等作品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它“有毒”、“酸涩”的一面。也就是说，张炜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一柄双刃剑，它开花、发芽，但结出的不一定都是甜美的果实，一旦被放大到极限，突破了艺术的平衡与限度，就完全有可能结出艺术的“苦果”。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新年伊始隆重推出的长篇小说《刺猬歌》则是一枚异常甜美的艺术果实，它让我们又一次重温了《九月寓言》式的艺术感动，那种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性、历史与现实、经验与超验亲密无间的融合，那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诗情以及野性而混沌的艺术风格无疑是对于张炜式的艺术气质的崭新诠释，也是对于《九月寓言》的一次优雅的呼应与对接。它让我们在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忧患、愤世、批判的思想者张炜身上，又看到了一个隐含的张炜——一个感性十足的、感官与感觉被全面唤醒的、野性而活力四射的张炜。
对比于张炜小说整体上理性而沉重的风格，《刺猬歌》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其强烈的传奇性。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小村镇——棘窝镇的传奇，从遥远的历史到当下的现实，从霍家到唐家，历史的变迁与人性的蜕变互相交织，既有人世的爱恨情仇，又有人类与动物的命运交响。神奇变幻的自然界——原始而神秘的丛林草原、混沌的大地、诡异莫测的大海，以及各种神出鬼没的动物精灵，都成了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有机主体”，成了小说传奇性的根源。而小说中的人物谱系更是一个传奇的谱系。从与动物心心相映、通灵交欢的霍老爷到吃土的唐驼子，从野性罪恶的“教母”珊婆到海猪的孩子毛哈，从霍家侍女霍耳耳到狐狸精女领班，从神秘失踪的良子到现实的浪子戚金……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充满悬念，算得上是惊心动魄。而主人公美蒂、廖麦的爱情传奇更是惊天地、泣鬼神，美蒂的刺猬精身世与廖麦的逃亡历程更是传奇之中的传奇。与他们相对应，唐童则是另一出传奇，他是罪恶与欲望的化身，但同时他又有着很柔软很脆弱的一面，他对于廖麦的仇恨与对于美蒂的迷恋奇特地交织在一起，使小说的情节具有了丰满而复杂的向度。
另一方面，《刺猬歌》的魅力还来自于作家瑰丽而浪漫的想像，来自于作家对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哲学沉思与寓言表达。这是一部具有大爱、大恨、大痛、大思品格的小说，是一曲自然的悲歌与爱情的绝唱。小说浓墨重彩地向我们展现了两重世界：一是自然的世界；一是人类的世界。这两重世界互相交织共同演绎了一出毁灭的悲剧。从自然世界的角度来说，肥沃的大地、浪漫的原野、野物众多、神出鬼没的丛林、人与万物和谐通灵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随着人类权力与欲望的滋长，随着战争、革命、政治、开矿、工业等等的扫荡，一切都已蜕变失色：土地在沦落，森林在消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恶化。《刺猬歌》可以说就是一首奇特的交响乐，是一曲大地与自然的悲歌，它让我们聆听到了源自自然界内部万物的各种声音，并展现了这种浪漫美妙的旋律被异化为“现代噪音”的悲壮过程。从人类世界的角度来说，“棘窝镇”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缩影，它的历史和现实正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象征。权力与财富的追求，异化了人性，改写了一切甚至人类本身。“棘窝镇”之变成“鸡窝镇”，“三山岛”之变成“游乐场”，麦蒂的农场即将被“放屁”的“紫烟大垒”吞噬的命运，都无奈地寓言了历史的荒谬、现实的疯狂与现代性的悖论。而作为这出悲剧的主角，美蒂与廖麦的爱情无疑是小说最动人的乐章。这是集中了作家最浪漫想像的动人心魄的爱情绝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唯美、最为感人至深的爱情，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爱情”。惟其如此，当忠贞、艰辛、思念、忍耐、狂欢、浪漫、天人合一、感天动地的爱情最终也面临无可奈何的变质与殒逝的命运时，我们听到了作家内心的巨大的叹息声。我不认为，美蒂对于唐童的屈服就是对于爱情的背叛，也不认为这种屈服影响了她对廖麦的爱，事实上直到小说最后我们看到她对廖麦的爱仍然是深沉而炽热的。问题是，这种“现在时”的爱情失去了最初的唯美而浪漫的质素，而具有了生存与世俗的元素。这与其说是爱情的悖论，不如说是历史的悖论和生存的悖论，不是背叛而是生存的需要使浪漫的爱情失去了历史、现实的土壤。正如美蒂在小说中对于廖麦说的：“麦子啊！你留下来吧，我什么都不要，只让你留下哩！我这会儿是求你，我是让你想想小蓓蓓，想想我一个人拉扯着一个私孩子在野地里等你、孩子差一点冻死在冰窟窿里！想想那些磨难——那时我不答应他，唐家就会杀了你……你该想想这些哩！你想想吧！”而对廖麦来说，他的绝望也不是来自爱情本身，甚至也不是来自于没有实现的“复仇”，而是来自于被视为“一束鲜花、一杯野蜜”天使般的美蒂生活观念的变化：“美蒂，别说了。你是见识过唐童财富的人，这不是一般的财富，是一二百亿甚至更多——这么大的一笔钱。你早就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我当然一生都会记住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会带着对你的深爱、感恩和亏欠离开。我不会像迷恋你一样去迷恋任何人了。所以我必须离开。”事实上，廖麦的绝望不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绝望，而是对于整个世界的绝望，是对于大地、自然、乡土和人类本身毁灭前途的绝望。
此外，《刺猬歌》还是一部充满文体魅力和叙述与语言快感的小说。张炜的叙述与描写松弛而有张力，他以生花妙笔写活了万物众生，不仅刺猬、狐狸、土狼、海猪、尖鼠、黄鱼大鳊、淫鱼……等充满灵性的动物栩栩如生与小说中的人物互相呼应且自成谱系，而且土地、树木、花草、河水、月光等等也都有着感性甚至神性的质地。在小说中自然万物和人物一样都具有平等的主体性，都有其性格和声音，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小说文体具有多声部“复调”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小说的语言保持了张炜一贯的风格，感性、丰富、饱满而具有激情，既有浓烈的抒情性温度，又有诗性的质地，对于小说悲剧美感和浪漫情调的塑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