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尽管是少数地主和知识分子作为统治者，但更广大的社会基础是农民。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都是农业经济体。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使其一开始就将社会改造的重点放在了城市，这是最后失去政权的一大主因。同样是社会改造，中共在建政前充分地发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建国之后出现的若干错误，并非是因为忽略了农民，而是整体上走了一条急于求成的歧路，受害的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民，但显然受害最深的仍是农民。解决不好农民问题，将影响到政权合法性基础，因此拨乱反正之后，最先启动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然而，中国改革的局限性在于只在增量部分入手，把简单容易的全部改完后，改革在遇到阻力后就停止了。农村改革在八十年代末陷入停顿状态。如今再次启动必须也不得不正面挑战困难了。
杜润生先生，按照中国对经济学家的标准，应该算是农村经济方面的经济学家，不少当今的知名经济学者都曾与杜老一同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的博导的导师跟我们提起曾经跟随杜老做社会调研时，那种尊崇的语调，能感受到这位老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重要影响。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杜老对建国后农村改革的一个完整回顾，其中披露了所有关于农村问题决策的细节，是了解这段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下编是杜老发表过的一些重要意见，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提出过对农民免税的建议，对于成立农民协会，小城镇发展都有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意见。中国确实有不少见识卓著的人才，这些人如能充分发挥作用，没有什么问题会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政府确实应该思考如何使用好这些人，而不是让一些既无知无识又颟顸贪婪的官员把国家搞得越来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