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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刑事错案带给司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酿成了人间悲剧，必然会极大地损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另一方面，它也为改革司法体制提供了标本和机会。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基思·芬蒂利就主张“人类应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他声称，“错案仿佛打开了一扇改良刑事司法体制的窗户，我们应该从错案中寻找推动司法改革的现实方法，而不要让机会白白流失”。
西方国家不乏以刑事错案推动司法进步的成功经验。例如，英国1907年《刑事上诉法》的出台应当归因于贝克一案的压力，1965年《谋杀法》对死刑制度的废除缘起于本特利、埃文斯和埃利斯三起错案，1995年《刑事上诉法》更是伯明翰六人冤案的直接产物；加拿大的《预防错案报告》全面检讨了当代错案的成因，并提出了富有启迪意义的预防建议；美国一些州成立了官方的死刑研究委员会与民间的学术研究小组，主要致力于研究有关死刑的制度缺陷以避免冤杀的案件，其“无辜者运动”影响深远，2004年颁行的《无辜者保护法》更是独树一帜。
反观我国，时下对刑事错案的议论仍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新闻炒作确实很多，无关痛痒的学术批评也不少。而关于错案对司法体制的建设有何启示，积极建言者不够，即便有一些建言也多是宣示性的，甚至只是不满情绪的简单宣泄；关于防范和救济错案的司法制度（主要是国家赔偿制、错案责任追究制）要么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要么带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就刑事错案的发现而言，我国并没有成熟的机制。当前曝光的错案大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以杀人犯罪的错案为例，一部分是因为“真凶再现了”，另一部分是因为“被害人死而复活了”。前者被戏称为“真凶再现型”，后者被戏称为“被害人复活型”，除此之外几乎无他。众所周知，我国为纠正生效错判而专门设置有刑事再审程序。现实表明，它就像一个华丽的摆设。因此，我国主管机关必须下大力气推动刑事再审制度的深度改革。
就刑事错案的救济而言，我国现行的机制主要包括错案责任追究制和国家赔偿制。错案责任追究制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认为司法官员对刑事错案责无旁贷，一旦出错理应受到惩处。近二十年来，我国法院、检察院系统自上而下地颁行了很多追究错案责任的法律规范，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但从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一制度的效果差强人意，真正被追究错案责任者廖廖无几。其实，自从该制度实行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广为诟病，有关弃改的建议不绝于耳。有人提出，叫停“错案追究制”，上马“法官弹劾制”；有人主张，将“错案责任追究制”改为“错案不纠责任制”，以保障错案受害者尽快获得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