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郭亚军，男，1971年12月出生，陕西潼关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讲师。长期从事《管理学原理》、《企业管理》、《计量经济学》及农林经济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90年毕业于陕西省水利学校；1990—2001年在陕西省潼关县农业局工作；2001—2004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2004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教至今；2004年考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10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消费经济理论，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动的特征、规律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以期获得有益的研究成果，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提供理论与政策依据。
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消费对经济具有直接与间接拉动作用；消费能够创造出生产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从而创造出社会生产力；从均衡（稳定）性角度看，消费又起着“自动稳压器”的作用，防止国民经济大幅度波动。
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在波动中提高的，这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实物与劳务消费量的变化以及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的改善等方面得到了验证。从历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的比较中，发现其属于滞后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益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应尽快使这种滞后型的消费模式过渡到同步型消费模式，使之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促进消费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从纵向上考察，明显改善，具体表现为：吃穿住用行等消费支出比例变动较大，在总支出中的次序退后；居民的消费结构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结构中自给性消费的比例下降，货币性消费的比例上升；精神生活消费的比重上升，物质生活消费的比重下降。若从横向上进行考察，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在消费水平、购买力水平、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正在显著扩大，但是高低收入组的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并不像其他类商品那样明显；第二，城乡居民在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食品类、交通通讯类等方面的消费差异较大；第三，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消费水平与结构方面的差异很小。总的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变化较为明显，消费结构正向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方向演进，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与结构尚处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
最后采用可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利用纵向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进行了数量实证分析，以便了解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基本消费需求、收入变动的影响、价格变动的影响。
纵向时间序列（1993—2006年）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城镇居民。就分类项目来看，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医疗保健、家庭用品、交通通讯等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镇居民，而在衣着、文教娱乐、其他等方面低于城镇居民；第二，农村居民的需求收入弹性在食品、衣着、家庭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居住、其他等方面均大于城镇居民，并且农村居民的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居住、其他等方面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反映出他们对这些类商品的需求旺盛，这些类别的商品将成为其消费的热点。
横截面数据（2006年）的分析显示出：第一，2006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20，小于其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从分类项目看，其边际消费倾向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食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居住、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其他，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在家庭用品、医疗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地低于其他类项目；第二，2006年城镇居民的基本消费支出为3 543.12元，城镇困难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这一标准，说明这组居民需要社会救济，结果还显示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刚性较强的主要是食品、衣着、居住、文教娱乐、医疗等支出；第三，2006年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标准为1974.48元，低于这一标准的农村户数为贫困户，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标准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标准，说明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第四，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06，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八大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从高往低排序依次为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衣着、家庭用品、其他。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农村居民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表明在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约束及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开拓农村工业品市场的难度较大；第五，农村居民的需求收入弹性分析表明，其交通通讯、居住、家庭设备、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收入弹性较大，而衣着、食品等方面的需求收入弹性较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居住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城镇居民，反映出农村居民对住房投资的偏好仍未改变；第六，城乡居民价格弹性的分析表明，城镇居民在各大类商品上对价格的反应都要高于农村居民，但对居住、食品和医疗的价格变动反应灵敏度小，结果还显示出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居住、文教娱乐、家庭设备等的价格变化反映强烈；第七，对交叉价格弹性的计算表明，城乡居民的食品价格变动后对其他七大类商品的需求量影响最大，说明稳定食品（或农产品）的价格对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进一步考察收入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本书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多种建立模型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关系分别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从收入角度而言：第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性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相关程度很高；第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性支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他因素对消费性支出的影响相对于收入则小得多，因此，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特别是提高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第三，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持久收入，而非暂时性收入。尽管从长远来看，暂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将会逐渐增强，变得越来越显著；第四，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提高的主要因素不是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量，因此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促进农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五，在不同的时期，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具有时变性，在1990年后，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弹性系数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以防不时之需。
为了力求全面、客观地估计和测算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首先在深入剖析预防性储蓄产生机理的前提下，讨论了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引入流动性约束后的情况，从数学上初步证明了流动性约束对于预防性储蓄的强化作用，并利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情况的数据对这一命题给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具有明显的强化效应，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储蓄高增长和消费不振问题极可能同农村居民所受到的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接着在考虑数据平稳性的基础上，估计了考虑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情况的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在具体计算时，为了更客观、全面地说明和反映问题，对每个模型我们都同时采用多组方差进行了估计，并对各个结果加以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不确定性和效用函数的谨慎动机共同决定了预防性储蓄行为，流动性约束可以通过强化消费者的谨慎动机，从而引起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并且这种强化效应在农村居民那里的表现最为明显，对城镇居民的作用效应最不明显；第二，改革以来，无论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还是全体居民，他们的消费行为都受到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情况下，利率对消费都是微弱的负影响；第三，估算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程度要高于农村，而农村居民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则更为敏感，不仅如此，农村居民消费对实际利率变动反应的敏感程度也要大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人均最终消费长期收入弹性系数整体上要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最终消费的长期收入弹性系数。
制度111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亦很大，本书着重从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定性分析表明农村城镇化具有收入、消费、资源配置效应，定量分析则表明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是显著的，这表明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有着积极意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消费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它不仅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加重了农村居民的负担，而且还直接制约着许多耐用消费品的需求。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本书就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快城镇化进程、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积极培育农村市场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