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常常为新的主张而陶醉，又常常为每一次新的迅即失却而变得痛苦不堪，并为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张而激动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王舀、郑观应公开鼓吹设诸于他的斗争活动。然而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在国家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得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产场，译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搬来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由此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谭嗣同则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等发动和领导了反清的辛亥革命，企图“西体中用”，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的夭折，又一次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