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滕泰，出生于1974年，河北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作者先后在经济学学术刊物和金融媒体发表文章一百多篇，出版著作5部。主要代表著作：合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集1955～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专著《价值创造与证券公司的成长——兼谈中国证券业的困境与出路》，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005年以来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觉醒》系列评论、《资本市场要警惕拉美化风险》、《扩大内需：收入和汇率政策为核心》、《走出负泡沫时代》、《重估人民币国际角色》等等。

内容简介

在采猎时代，所谓财富论首先是生物进化论，因为财富是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产生的；在农业社会，财富论首先是生态学，因为人类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基于对动物和植物繁殖规律的认识；在早期工业化时代，财富论是现代物理学的应用过程，因为人类开始更多地从无机世界中直接得到效用。上述自然历史过程回放到数千年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是如何体现的?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宏观低速的牛顿世界，逐渐拓展到能量转换、微观和高速的外部空间、波动和微观粒子世界后，财富的来源和创造方式有哪些变化 ?
　　除了客观财富对象的拓展之外，人类主观认识的拓展对于财富的创造发挥了怎样的核心作用呢?在300多年前，重农学派曾一度盛行，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社会财富。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中国和法国，不仅在商业革命时代落后，甚至在工业化进程中也落后了。如今，中国人不再认为商业是“投机倒把”，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还是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但是本书通过对几千年来富国崛起和衰落历史的研究发现：虽然强国富国之路必须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提高生产效率、争取在国际分工中利用相对优势等来实现，但是大部分国家富强之路并不仅仅是通过生产领域的积累来实现，而是掌握了特定历史阶段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和吸引财富流动与分配的核心要素。
　　那么，哲学和认识论的发展、财富思想的革命，到底在人类财富历史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不同历史阶段财富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自然财产权、暴力强权均衡和社会契约各自对财富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旦形成一定的财富结构，它会怎样影响财富总量的拓展?什么样的财富结构指向公平?什么样的财富结构指向效率呢?
　　显然，财富论不能回避财富的流动与分配问题。那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战争强权主导财富分配与流动，还是核心生产要素主导呢?贸易路线、金融、文化和生活环境对于财富流动的影响是怎样实现的?为了搞清楚战争对财富的影响，笔者停止写作，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几千年的战争历史，结果凝结成本书第六章的第一节《战争对财富流动与分配的影响》。那么，在金融和贸易手段可以替代一切战争手段对财富流动产生影响的21世纪，金融对当今世界财富流向产生怎样的主导作用呢?
　　经济周期作为影响财富变化的重要因素难道仅仅存在于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社会吗?人类采猎时代的经济周期是怎样的?农业社会的周期性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的根源是如何产生的?把整个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贯穿起来的财富周期理论如何解释新经济现象，又会延伸出怎样的经济、政治政策呢?
　　人口是财富论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说人口具有财富的三重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的增减、迁徙如何影响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以农业社会认识论为基础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如何被突破的?以工业化为背景的马寅初人口论在何种意义上是正确或错误的?怎么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人口现象呢?
　　土地与生态环境的对财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采猎时代和农业时代，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地球、物种、资源、生态与人类财富创造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本质的变化，它又是怎样影响人类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呢?至于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当前所面临的能源稀缺问题，如果回归到人类财富拓展历史中，我们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人类曾经无数次面对的特定阶段的一个正常想象，自然也会延伸出空间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影响未来国家财富的竞争战略。
　　最后，还有制度和文化对财富拓展的影响。为什么互相隔绝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生物进化更多地体现出“平行进化”的特征，而不同区域的人类制度和文化却逐渐演化出更大的差异性呢?这种差异性的制度和文化对于不同国家的财富历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又是怎样在趋同的过程中博弈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用五年的时间研究、写作，终于完成了拙作《新财富论》。
　　所谓“新财富论”，并不是为了区别某一本“老财富论”，而是指书中的思想都是全新的、原创性的。尽管它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更多的思想却来源于生物进化理论、历史学、物理学和哲学、地理生态学、人口学，以及微观的企业价值创造和宏观的制度、文化现象。
　　尽管在本书各章节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笔者民族主义思想，但是所有的研究并不仅就中国而言。至于书中的最后一章“新财富论与中国的强国富国之路”，只不过是收录了过去一年多来笔者发表的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篇代表性评论而已。读者只要阅读了本书的各章节内容，自然可以推出相关的政策指向和结论。事实上，我们所缺乏的不仅仅是财富思想的革命，更缺乏对财富论历史的研究，只要稍微了解一下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的货币投放量增长指标、经济增长率指标、投资率、资源消耗比率、人口现象和各项政策，任何一个人都会用新的眼光认识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只要有了财富拓展周期的大概念，自然就会摆脱凯恩斯主义狭隘的周期性需求管理思想，避免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要回顾一下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3倍、日元兑美元升值3倍以及美元兑英镑升值3倍的历史有何不同，以及美元和英镑斗争的过程，自然就会对人民币未来国际化的趋势和所需政策有一个更清醒客观的认识。最后，本书的主论基础必然回归到哲学和认识论的革命，提出经济价值新论。传统的哲学和经济学认识论基础仍然停留在几百年前的达尔文认识论和牛顿认识论的时代。随着网络虚拟经济、知识信息经济、金融虚拟经济的发展，哲学和认识论的革命是人类财富思想革命的必然结果。按着“苹果必然会落到地上”的思维方式，中国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就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整个国家的财富战略也将继续落后于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