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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为母亲河树碑，既是对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黄河治理开发成就的展示和肯定，也是表达我国人民对黄河未来的憧憬和展望，江泽民总书记为黄河源碑题写碑辞，更让我们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对黄河的深切关爱，对治理黄河大业的重视和支持。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目前黄河还存在着洪水威胁，缺水断流，湖泊萎缩，草场沙化等现象令人担忧，对此，我们水利部门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事黄河治理工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黄河将面临重大 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好规划，逐步实施，让千古奔腾的黄河焕发青春，永远为中华民族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