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国庆前夕，张晶教授送来他的新著《美学的延展》，要我看看并为之作序。朋友的抬举和信任，却之不恭，只好从命。
　　本书是由近年发表的论文结集而成，大多篇章我没有拜读。借此机会我通读了一遍，有的还反复地细读、玩味，深受启发，很多见解使我感到新颖，有深度，令我肃然起敬，此时的心情真应了《论语》中的一句话——“后生可畏”。我和张晶是新结识的朋友，是忘年之交。他的为人，我比较了解，而他的著作、文章，却读得很少，虽为朋友，尚未达到“以文会友”的程度。这一次阅读，以及作序，是我们“以文会友”的真正开篇。
　　学术研究贯在创新，不亦步亦趋，而能独辟蹊径，乃为高手。所谓创新，不仅标新立异，更为重要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凭空杜撰。因此标新要高屋建瓴，旗帜鲜明，立异要经过具体、缜密而深入的分析、论证，使自己所标之新所立之异稳如磐石，令人深信不疑。这才是真功夫。以此来衡量张晶的这一论著，我看当之无愧。本书所辑论文，我敢说篇篇都有独到之见，而且立论扎实。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独到之见并不是零散的、互不相关的，而是由历史之维、逻辑之网把它们联结为一整体。当然，这种联系是潜在的。如果作者补作一篇绪论，把这些范畴与命题之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加以论述，加以逻辑形式化，我想，对于本书将是锦上添花。
　　读本书稿受益颇多，这里只能介绍突出的几点。第一，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的审美范畴和命题有全面而系统的把握，因而能敏锐地发现中国美学史研究和艺术史论中的某些偏颇。本书的第一篇《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就是突出的一例。有一种审美观点，视理与情与感性水火不容，总想把理逐出诗乃至整个艺术园地之外。作者通过一系列古诗的分析，证明理在诗中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审美化存在”，不同于逻辑形式中的理而已。不仅如此，作者更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抽象的理何以能在审美感性中存在以及是如何存在的，从而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早已出现的一个概念：“理趣”。抽象的理是可以引起人的乐趣的，孟子早就说过：“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这便是理趣概念的最早雏形。所谓理趣，就是由学理闻道的理性活动所引起的快乐感或曰理趣。理而成趣便是情，这就与艺术—审美有了密切联系。理学家的许多诗篇，许多诗人的某些诗作，都是以理趣而激发起创作冲动的。程颢、朱熹是由理趣冲动而作诗的高手。“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春日偶成》）作者乐什么?是乐良辰美景吗?不是。是乐闻道识理，所以“时人不识”，也许还认为我和纨绔子弟一样游手好闲呢！“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这种诗主旨是表现某种理，景物和心情都是因理而出现，所以这种境界中理与情与景物融合为一有机整体，是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统一，是成功的艺术创作，因而才为人们所喜爱，以致流传千古。这样的事例是本文无法穷尽的。理而成趣，就是使客观的理内化为主体的情，也就是把抽象的转化为具体的情感，再把这种情感融入审美活动中或者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乐的境界或艺术作品，也就是张晶所说的“审美化存在”。即使不是由理趣而是由其他事物引起的创作冲动，也不是完全排斥理性而成为纯粹的感性。这是因为由于人的感性活动和传统观念历史地积淀着理性因素，因此一个作家在创作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都有理性因素渗透其中。理性与感性，在理论上可以区分得清清楚楚，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处理好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对于艺术审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因有理性在，才能提升艺术境界。中国古代有“君子乐道，小人乐欲”之说，正因为引起乐的根源的不同，才决定了艺术境界高下的区别。
　　第二，本书对于中国美学史研究作了许多补苴罅漏的工作。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是异常丰富的，命题与范畴自然也是多种多样，因而不是几部美学史著作就可穷尽的。本论集的许多篇都是弥补这方面的缺漏。例如“自得”这个范畴就是被忽略的一个。作者认为，“‘自得’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审美主体的创造性思维的颇具特色的”一个范畴，是不能忽略的。于是作者首先论述了“自得”的哲学渊源，用充分的艺术创作实际（思想与作品）证明“自得”如何从哲学范畴转化为审美范畴，并深入揭示这一范畴所呈现的意义：“一是拆除名言概念之障蔽的亲身体验性；二是高扬自我的主体性；三是‘反思而诚’的反思性；四是‘与万物浑然一体’而又洞照其间的意向性。”（《“自得”：创造性的审美思维命题》）经过作者的深入发掘和充分论证，令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颇具民族思维特色的美学范畴是不该被忽略的。再如“入兴贵闲”这一重要命题，也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有的人注意到这个命题，却又把“闲”训为规则、法度。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谬误，因此就从纠谬切入，展开论述。“入兴贵闲”命题，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来的。作者首先把“入兴贵闲”放在《文心雕龙》整体思想中加以联系、分析、论辩，证明把“闲”释为规则“是扞格不通的”。然后旁征博引，为自己的论点搜寻多方面的支持。最后又以大量的艺术作品印证自己的论点。这是本书稿中很典型的一篇论文。视野开阔，资料富赡而翔实，分析细致而深入，论证充分，不容置疑，表现出作者思想敏锐，功底扎实，尤其对中国诗学之修养，实在令人敬佩。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具有补苴罅漏的真功夫。在本书中，《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墨戏论》、《说“偶然”》、《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现量说：从佛学到美学》等篇也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第三，作者对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与中国的艺术、诗画的密切关系的具体论述，也是一大贡献。儒道释是中国艺术和美学三大思想来源，这是学界的共识。但究竟是如何影响的，表现在哪里，对儒道两大系统论述的具体、深入，发展线索明晰，而对佛教禅宗的影响一直笼而统之，缺乏具体的分析、论述，因而这一条发展线索极为模糊。作者对佛教禅宗的研究及其与中国诗画的具体关系所作的系统论述，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尤其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意境的形成、风格的明显变化，禅宗的思想影响是重要原因。与魏晋、两汉、先秦的古诗相比较，唐诗空明摇曳的诗境，冲淡清远的风格，宋诗超逸绝尘的审美倾向，对活法的揄扬，以禅喻诗的论理探讨，都与禅有深刻的联系，或者说都是禅影响的结果。作者认为，“从质实到空明，这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其典型的体现是王孟山水诗派的创作。李、杜之诗也多有此种境界。”“宋代著名诗论家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在《沧浪诗话》中最为推崇的是盛唐诗人那种透彻玲珑、空明圆融的境界……严羽用来形容盛唐诸人的‘透彻之悟’的几个喻象：‘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所呈示的正是诗歌审美境界的‘幻象’性质。它们都是禅学中常见的譬喻。”（《禅与诗三题》）“诗乃艺术，禅乃宗教。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二者交融互渗，结出了奇特之花。诗与禅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诗的禅化与禅的诗化是并存的。而禅对诗的渗透，除了那种渊静空寂的禅味、禅境外，更多的是禅的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的浸渗。”（《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这些结论不是随意作出的，也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系统、深入研究的结果。作者对禅学有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诗学、尤其唐宋诗学有很深的功底，在这两种修养的基础上探索二者的关系，便可驾轻就熟了。
　　第四，作者对中国一些基本范畴如审美观照论、审美静观论、审美物化论等的论述，常常同西方相应的或相近的审美范畴加以对照、比较，以便突出这些审美范畴的民族文化特色或者达到中西融会贯通之目的。这是很必要的，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这种比较研究，是为了深入发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真正价值，阐明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或生命力，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那种照搬西方的范畴和思想观点，以阐释甚至裁定中国固有的范畴和思想观点，不可同日而语。我觉得，张晶教授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他对中国古代美学、诗学和艺术有深入、系统的把握，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深沉的同情和热爱，同时又具有明智的认识，既看到自己文化的特点、长处，又不为它的缺点、局限所遮蔽；其次是他对西方的哲学、美学也有较深入的把握，特别是在他所作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内。有了这两点，中西比较研究才有了基础或前提。对于我们来说，中西比较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阐扬西学，替西方文化作宣传，而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学术，弘扬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因此，既要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长处，以便汲取它的异质因素，补充自己的不足；又要看到自己文化的生命力和消化力，从而做到取长补短，融化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