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译本序言
一
　　1715年，本书的中心人物路易十四去世。他留下一个经济崩溃、民穷财尽的法国。继位者路易十五无论在智慧、才干和魄力上都大为逊色。旧制度的弊端已充分显露，宫廷生活糜烂不堪，国王不擅治政，大臣们勾心斗角，各自为政。专制统治却变本加厉，密札捕人、严刑拷打、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发生。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出版物动辄被查禁，大部分政治和哲学著作不是无法出版，就是被焚被抄。
　　本书就是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酝酿的，那时正是1732年，伏尔泰已是三十七岁，处于成熟之年。可是，在人生的征途上，他已经遭受一系列厄运：因写讽刺诗，1716年被逐出巴黎，次年再次被捕，投入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1719年，又因诗文之祸被放逐，软禁于絮利。1725年，因与一贵族口角，重被囚于巴士底狱。1726年被押解到加莱，流放到对岸的英国，两年后才获准返回。
　　伏尔泰在本书的漫长写作期间，因逃避政府通缉，1734年逃往西雷，1737年逃往布鲁塞尔。到1751年本书脱稿时为止，著者在二十年间被放逐五次，被囚禁二次。虽然遭到多次如此残酷的打击，伏尔泰仍不屈不挠，始终不渝地从事研究和写作，成果是丰富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著者五十七岁以前的文学生涯。在流亡英国期间，他接触到迄今为止的先进哲学思想，会见了文史哲和科学方面的名流，考察了英国的社会制度，向法国公众介绍了牛顿和贝克莱。
　　随后，他又拿起犀利的战斗史笔，讽刺了一位穷兵黩武、愚蠢自大的北欧国王，这就是他的三部著名史书之一的《查理十二史》。1744—1750年，伏尔泰同进步的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一起，为新时代的号角《百科全书》的出版，作出重大贡献，这也就是为启蒙思想运动做了极有意义的前驱性工作。
　　至于他的史诗(如《亨利亚特》)、悲剧(如《凯撒之死》、《穆罕默德》)、小说(如《查第格》、《如此世界》)，在本书完成以前都已出版，并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伏尔泰虽然已是遐迩闻名，但却免不了司法机关的残酷迫害。如前所述，在他酝酿、执笔和完成本书以前，他早已饱尝人间的辛酸悲苦。面对着如虎的苛政和糜烂的社会，他的心情是抑郁、暴躁和痛苦的。据阿尔弗雷·雷贝留的见解，对当时现实的严重不满使伏尔泰更加怀念路易十四的光辉业迹，使他以对前朝的讴歌来讽喻当前的政局和社会状况，这是不无道理的。
　　如本书导论所示，著者撰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写路易十四个人，而在于写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人类的精神文化所取得的进步。在伏尔泰心目中，路易十四时代并不意味着路易十四的一生，而是略早和略晚于这个人的寿命。因此，以路易十四命名那个时代决不意味着伏尔泰全盘肯定这个时代和这位君主的一切。伏尔泰在1731年8月24日给奥利维的信中明确说过：“营、连的战斗，战败、城池的得失，历来的历史都是如此。路易十四时代在战争和政治方面，丝毫不优于其他史书，甚至远不如联盟和查理五世时代有趣。删掉艺术和人类精神的成果，就找不出足以引起后人注目的杰出东西来。”在另一处，他又说，书中的重点是“值得一切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的才智和风俗，足以起教导作用，引人热爱道德，学术和祖国的事情。”
　　所以，着重描绘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技艺的日臻完美，是本书的宗旨，或者说，写作的动机。

　　　　　　　　　　　　　　　　　二

　　伏尔泰出身于一个公证人家庭。父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上流社会人士有广泛的来往。他从小就从父辈的朋友口中听说到前朝许多辉煌事物，耳染目濡，印象很深。二十岁那年，他结识了圣昂热侯爵。他常常到枫丹白露后者的邸宅中去听讲路易十四朝的典故。
　　佥信本书酝酿于1732年。此后，伏尔泰陆续出版了很多文学、哲学著作，有过撰述《查理十二史》的经验，这样，既有生花妙笔，又有敏于思维的头脑和勤奋的天才， 由他来执笔叙述路易十四时代史显然是再理想不过了。
　　著者开始写作时离路易十四的死期不远，文字和口头材料易于寻求，这是伏尔泰所处的年代上的优越条件。他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勤勉和一丝不苟始终贯穿这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在定稿以后也是如此。从准备伊始，他就阅读当若侯爵的著名回忆录手稿四十卷，即后来出版的《路易十四朝廷日记》(1681—1715)。当若是路易十四的宠信，下棋结交的好友，任副官，国王外出必偕同，曾数次衔命出使外国。此回忆录翔实可靠，圣西门写回忆录时也曾参考过。
　　1745—47年，伏尔泰任王家史官，因与军机大臣达让松相友善，得以在军机部和外交部不间断研究各种文件档案，达六个月之久。后来他又研究了罗浮宫所藏国王给大使的训令和他们发回的外交报告。1700年，国王为教育王孙勃艮第公爵而编写的回忆录、路易十四的书简，伏尔泰由于担任宫内侍从而得以看过。维拉尔和托尔西元帅的回忆录，他都查阅过。对于《曼特农夫人回忆录》，他更是细心地研究过，多次指出文中附会和虚构之处。
　　他还很重视见证人和目击者的口述。他从前朝遗臣和显贵的口中获知很多重要史料。曾经辅弼过路易十五的枢机主教弗勒里曾请他到伊西去谈话，特意给他讲述前朝遗事。此外，他还同从国外归来的使节、贵妇、巴士底狱医生、国王的宠臣、卢瓦的家奴那里得到很多有用材料。
　　伏尔泰曾到荷兰、英国和法国游历，沿途对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都不大留心，却喜欢到人群之中找人交谈。这一点很象马丁·路德为翻译《圣经》而广泛熟悉市井之言。不过，伏尔泰更注意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思想动态，自然也忘不了为他的史书搜集材料。他在里尔搜集参加过1709年和约谈判的荷兰代表回忆的材料。在海牙，他同熟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英国大使斯泰尔斯过从甚密。在英国，他会见了各界有识之士。此外，他还求助于其他有关人士，其如黎世留公爵元帅、普鲁士王太子等。
　　要取得他所需的史料，他就得克服种种障碍，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腕，或甘言劝诱者，或晓以大义者，总之，礼貌和语言都要周到而有分寸。
　　由于有这种亲身经历，他下笔时就写得真切，令人信服。有时他在书中就以第一人称出现，现身说法，写一些亲身耳闻目睹的事情。这使人们不禁联想到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罗曼·罗兰自己就出现在小说中，作为见证，把情节写得活灵活现。这种笔法有独到之处，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全书出版后，他仍继续搜集史料，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1752年初，发现久已搜求的路易十四亲笔所写的回忆录在诺阿耶元帅手中，本书的第二版因此推迟。这个回忆录有助于领会和把握路易十四的为人和性格。
　　1756年版增添了疯神父圣皮埃尔的手稿材料，圣皮埃尔尖锐地批评了路易十四的处事和施政。为了补充西班牙战争，伏尔泰又研究了瓦伦西亚主教达尼尔·达·柯苏阿尔的回忆录，等等。本书的修订持续达十年之久。
　　对于时人的意见，伏尔泰也是虚心听取的，不客气的批评他也耐心倾听。

　　　　　　　　　　　　　　　　　三

　　本书既是路易十四的传记，又是一个时代的写照。著者在许多地方都很强调写整个时代的重要性，但由于他对路易十四怀有好感，衷心敬慕，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很大的偏颇。路易十四成了唯一的英雄，其他人物全都黯然失色。伏尔泰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而忽略了开明君主也有反动残暴的一面。溢美之词近于恭维，过分的颂扬使说服力减弱。著者未能摆脱他的先入为主之见。对于路易十四在征战中的成败得失也有所论述，但不是本书的重点。
　　描写有史以来这一开明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进步是本书有别于前人之处。但是，把文化的昌盛归功于君主个人的提倡和保护，是不妥当的。人才荟萃，文物鼎盛，岂是君主独力所能创造？路易十四显然不会有法术把他们从历史中呼唤出来。在伏尔泰以后，这样的认识屡见不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就是如此。可见，这种错误认识带有时代的性质。
　　伏尔泰对于他所写的时代的评价也有言过其实之处。“这些杰出的作家的美好时代过去以后，很少再出现伟大的天才。将近路易十四逝世时，大自然似乎休闲了。”“这一时代今后很难超过。如果它在某些方面被超过，它仍然是它行将产生的那些更加幸运的时代的榜样。”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事实否定了这种看法。十七世纪在法国人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但是，十八世纪却无可比拟地更加伟大。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运动思潮蓬蓬勃勃，势不可挡。文史哲方面，群星灿烂，不可胜数。仅举其中荦荦大者，以见一斑：贝尔、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博马舍……以致法国竟然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
　　本书的主要缺点已如上述。至于史料的审核、取舍、失真、遗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但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本序言第二节所陈述的，伏尔泰的治史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四

　　1740年，伏尔泰在给哈维勋爵的信中说：“有些历史仅仅叙述一个国王的遭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其他一切仅仅由于他才得以存在。我讨厌这样的历史；一句话，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
　　伏尔泰又曾解释他以路易十四命名这个时代的原委，因为路易十四赞助文艺，同时在位很长(在别的国家已经更换了三代君主)，而在这个时期人类精神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样明确的历史观，无疑比他的前人有极大的不同。他的主观愿望在实践中仍未能贯彻得很好。相反地，他却把这个中心人物刻划得很生动，很形象。凡读过本书的人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路易十四英明伟大、仪表威严、慷慨大度、谦逊有礼……
　　在伏尔泰以前，史学家多半效法希腊和罗马的楷模，以纪传体为主。传统的写法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兼论当时的帝王将相，伏尔泰却一反以前的写法，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范围内来评述。在本书里，除了政治、军事以外，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艺、科学都说到了。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上。因此，本书是阐述人类文明的最初尝试，开世界文化史的先河。
　　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现代法国新史学派则把历史放在迄今从未有过那样广阔的范围内去考察。它不仅跨学科，而且把现代科学(如地理学、社会学、计量经济学等)的方法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他们提倡写“全面的历史”，反对孤立地研究历史事件。政治和帝王的作用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该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着重描写的也是拉伯雷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当然手法、范围和内容已大为变异。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受了伏尔泰历史思想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国新史学派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伏尔泰。
　　本书对于启蒙思想运动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著者主张尊重事实，尊重良心，否认冥冥中有神意在指导历史的运行。他不厌其详地叙述并坚定地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理性必然战胜迷信和谬误。他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和教派纷争。在最后四章中，他指出无谓的神学争论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的反宗教思想还应当同他的其他哲学论著联系起来认识，才是完整的。由于出身、教育和社会条件使然，他的反宗教思想仍然是有局限的。但是，作为启蒙运动先驱者，他这一历史著作将永放光芒。
　　几乎每一本法国文学史都提到本书。它的文学价值也是很明显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和朗松都欣赏《路易十四时代》。“每一章都是一篇明晰畅达和才思充溢的杰作。他[伏尔泰]把许多材料缩写成短小精悍的故事，引人入胜。”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发现，把伏尔泰这本历史名著介绍到我国来是有益的。二百多年以来，各国论述路易十四及其时代的书已经多得很。伏尔泰这本书当然不是唯一可读的，但却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