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刘一达，笔名达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记协理事，现在《北京晚报》主持“京味报道”专版。曾荣获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报刊之星等称号。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20世纪70年代起潜心于北京人文所史研究，创作了大量反映北京所史文化和社会问题的纪实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京味儿”风格，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刘一达是著名记者，也是近年来国内文坛活跃的著名作家。目前，已出版的纪实文学和小说30多部，每本部是畅销书。其中《人虫儿》《再说人虫儿》《百年德行》《胡同根儿》《北京爷》《故都子民》《头火》等被改编为电视剧本。这套刘一达京味小说系列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从刘一达的文学作品中重新挑选汇集而成的，每本部是他的力作。

内容简介

这个题目，您得往深处咂摸，想给后人留点东西？咱一个干记者的，能给后人留点什么呢？我这儿说的可不是个人的身后事。就我这岁数，想身后事，忒早了点吧，即便是真到了要“走”的那一天，说老实话，“后事”也没啥可安排的。可是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来讲，在目睹了北京城的沧桑巨变之后，经常萦绕于脑际的，就是想给后人留点值得翻翻看看的东西。
有这想法已然几年了。怎么个话口儿呢？因为咱是《北京晚报》的记者，所以特爱写北京的事儿。写北京现时的事儿，总不免要捎带脚儿地谈到老北京。可我呢，又是北京解放以后才“落草儿” （北京土话，出生的意思） 的。老北京的事儿，我一点儿没赶上。挑水的回头，过了景儿（井）喽。要想写老北京，怎么办？我只能利用这两条腿，绕世界去采访还健在的有记忆力的能抖落出点儿陈芝麻烂谷子的老人。 遗憾的是这些老人越来越少了。您想呀，北京城解放快50年了，那些在老北京城生活过的人，现如今往少了说也得六七十岁了。再过十年二十年呢 ？唉，恐怕我也成了“老北京”了。
老人一上了岁数，记忆力可就稀松二五眼了。不是人家藏着掖着，舍不得抖落事儿，他是真回忆不起来了。比方说，老北京的交通工具过去非常落后，直到民国，从京西煤矿往城里运煤还靠骆驼。养骆驼的叫“驼户”。而北京这地界儿不产骆驼，酈骆驼是从哪儿进来的呢？听老北京讲，北京的骆驼最早是蒙古人带到城里来的，蒙古人带骆驼进城干吗？一是给清政府进贡，二是拉着骆驼进北京做买卖。安定门外不是有个外馆斜街的地名吗？当时黄寺和外馆斜街这一嗲，就是蒙古人拉着骆驼歇脚和贩卖骆驼的地方。当然，后来有些“驼户”也直接奔“口外”（张家口以外，另一说是长城以北，即“赛外”）买骆驼。养骆驼的叫掌柜的。他自己并不去拉骆驼，拉骆驼要单雇人。早年间，拉骆驼的是一种职业，跟眼下的“板爷”或“的爷”（出租汽车司机的称呼）差不多。这拉骆驼的是按“把”计算骆驼的头数，有六头为一“把”的，有七头为一“把”的。到了民国，政府对“把”数就有限制了。为什么？因为骆驼的个儿大，占地方，七头骆驼为一“把”，您想，走在马路上要占多大的地方呀。那么当时政府限制几头骆驼为一“把”呢？ 这就说法不一样了，有的老人回忆说大概齐是6头骆驼为一“把”；有的回忆说大公母儿（大估摸）是4头骆驼为一“把”；还有的说不差么儿（不差什么）吧；当时不论“把”，一人只准拉一头骆驼进城。
您瞧，这么一点小事儿，竟说出好几样儿来。“大概齐”，“大公母儿 ”，“不差么儿”，都这么含含糊糊。没辙，我只好奔图书馆查资料，最后才从一篇描写当时“驼户”状况的小文里，搞清楚当时进城的骆驼是三头为一“把”。我举这么个小例子，并不是拴什么“扣儿”，意在说明史料的重要性。假如没有那篇小文，几头骆驼为一“把”，对我来说永远也是糊涂车子。
说到史料，一般的史书、正史，记录下来的都是国家大事，民间的一些小事儿，史料上找不到。您琢磨呀，史书要是把老百姓的事都记录下来，那一部史书得多厚呀？话又说回来啦，那也就不叫史书了。可是后人要想了解当时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事，想了解点儿以前的风土民情、轶事掌故呢？只能看一些别的书了。
所以我说想给后人留点东西指的就是这些，您甭瞧现在我写的一些北京的事儿不起眼儿，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也许就成了有价值的史料了。
几年前，我跟黄宗汉先生闲聊天儿，他极力主张我把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写北京的文章攒本书。他说：“这也算你给后人留下点儿东西。”我当时很不以为然。黄先生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二三十年代，北京有个《新民报》，类似于现在的《北京晚报》这样的平民百姓爱看的报纸。当时，《新 民报》有个记者，也爱写北京犄角旮旯的事儿，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文章不疼不痒，人们茶余饭后读了，解解闷儿也就扔一边去了。但是拿到现在看，这些文章可就值钱了。您能从他的文章里了解到许多老北京的事儿。黄先生在1995年编了一本《天桥往事录》，收进这位记者写的许多文章，我看了以后，如获至宝。三十年代到现在不过六十多年，可是您想这六十多年北京城变化有多大呀!真是这么回事。世事沧桑，往事如烟，眼面前儿的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再过几十年，也许就是珍贵的参考资料。还甭说五六十年以前的文章，咱们就说30年前的“文革”小报，虽说那都是很糙的纸很糙的油墨印的很糙的文章，可拿到现在，您能说这些资料不珍贵？
我说想给后人留点东西，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留下什么东西。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谁？郑板桥。
郑板桥做人也好，作画作诗作文也好，都有与众不同的“怪异”之处。他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中，说到了自己对“焚书”的看法。烧书，挺好的书把它烧喽，您琢磨这不是挨骂的事儿吗？可这：位郑大人却有“别解”，他说烧书是好事儿。
要不把他叫“怪”人呢，他说出的话跟别人总是“猴吃麻花，满拧”。他把“焚书”现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孔子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孑子得而烧之矣， 《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您说这位孔圣人，《诗经》本来是三千篇，让他给烧了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可是经他这么一烧，“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得，三千多首诗，烧得剩下了三百多篇，反倒成了《诗经》。郑大人认为孔老夫子慧眼识珠，去莠存良，为后人做了一件好事。您瞧，在郑板桥眼里孑夫子烧书烧出功来了。
这第二类“焚书”，是秦始皇的“焚书”法。当然，郑大人跟一般人的看法一样，认为“始皇虎狼其心，蜂虿其性，烧经灭圣，砍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他把秦始皇大骂了一通儿。这种烧书等于引火烧身。
第三类“焚书”。郑大人又发奇论了，他说世上有许多书，甭等着别人烧，自己就把自己烧了。他写道： “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问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妙!要不怎么说他是“正版瞧”（郑板桥）呢？话说得邪，瞧着却是正的。说得太绝了!您琢磨一下，由打汉朝发明了造纸术，宋朝发明了活字印刷以来，多少文人墨客忙着著书立说，出版的书有数儿吗？没数卜可是这些书又有多少传下来了呢？照郑大人的解释，这些书甭等着找秦始皇，随着时阅的推移，它自己就“自焚”了。
郑大人的高论，说得让人后脊梁沟儿里滋滋冒冷汗，他这话是在二三百年以前说的，在他死了之后，又不知“自焚自灭”了多少书。就说咱们眼面前儿吧，全国各出版社您说一年要出多少万册书吧？这些书再过几十年几百年，能传下来几本呢？往近了说说我自己吧，这几年，敛吧敛吧，也出了十来本书啦，这些书，能“活”多大岁数呢？八成我还活着，书已然“自焚” 了。
所以，我说，想给后人留点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按我的本心想留，但未准能留得住。怎么呢？书这玩艺儿，它能“自焚”呀。再者说，咱是凡人，写的又大都是凡人的事儿，难免就沾上个“俗”字，这一“俗” ，就更容易被光阴给“风化”喽，“自焚”的命运也就更逃不脱。
唉，您说当这文人也够可怜的，辛辛苦苦写本书，想给后人留下点儿遗产吧，临完还让书自己把自己“烧”喽。
哎，历史就这样无情，谁也没辙。就像人总憋着长寿，但谁也活不过地球一样。
您跟历史可别叫劲，没用。想，当年，乾隆爷多想让自己给后人留点东西呀，他玩命地写诗，不吝惜自己皇上的地位，绕世界题字，有人统计他是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起码写了上万首。到现在他的诗留下了多少？您说谁拿他当诗人？咱们只知道他当了整整60年皇上，比康熙皇上少一年，“康乾盛世”嘛。在中国历史上这位爷当皇上的年头最长，也没少写东西，可是您能背出乾隆爷写的诗吗？一首也背不下来，上万首诗差不多都“自焚”了。没辙!您说历史对皇上都这么无情，更甭说咱们凡人啦。
当然，历史对文化遗产可不论皇上还是凡人。《诗经》上的诗，大都是村野民夫所作。有的时候，越是“俗”的东西，生命力越强，越能传下来。唐朝的诗人有多少呀？大诗人，绝句妙语海了去了，可王之涣的一首《登鹳雀楼》却一直流传到了现在，连三岁小孩都会哼：“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唐朝的大诗人中，王之涣算是传下来的诗最少了的吧？仅留下来6首，可人家这6首，嘿，都挺有名儿。
您说后人为什么对王之涣这么照顾呢？依我看，他的诗不但雅，还沾了个“俗”字，您就瞧他的这首《登鹳雀楼》吧，20个字，都挺好认好写好懂，没一个生僻字，也没一句是故意“转文”的。哎，它留下来啦。反过来看那些雅的呢？也有传下的，可“自焚”的有多少呢？
得了，咱们还是别光说人家郑大人，也别紧溜儿地登鹳雀楼啦，还是说说我自己的事儿吧。
说了会子给后人留点儿东西这么难，我干吗还憋着这种念想呢？这又要提咱们前文说的那个碴儿了。假如说过五十年或一百年，再往远喽说，五百年、一千年，那会儿的人要想了解现在北京人的事儿，总得翻点资料吧，我跟您说了，咱们老百姓的事儿史书正传上找不到。您说那会儿的人，如果手里有这么一套《北京眼》，是不是能知道几十年或几百年前北京人的一些事儿。我的书里写的又多是大白话，聊天的语言，带着京腔京味儿，那会儿的人读着这本书，就好比我跟他们聊闲篇儿似的，您说这有多好呀。当然，这也出于我这个当记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写了那么多东西，不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好像挺对不住自己吃的这碗饭似的。这么一想，给后人留点东西，就不光是我个人的事儿了。亲爱的读者，假如您家里有这么一套书，往后传下去，这不比给后人留几十块几百块钱强多了吗？
自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想法，您看我写的题目是“想给后人留点东西” 。想，未准能变成现实。还是那句话，历史是个无情物。甭说我一草民了，皇上的诗、皇上的书，都被历史给淹浸了，末未了儿，“自焚”了。我的书，您说能逃得过这命运吗？所以说，只能是“想”。不过，话又说回来，只有想到了，才能办得成事儿，咱老百姓不总是什么事都心存侥幸，念一本“ 万一呢？”的经吗。
既然想到了要给后人留点儿东西，那么，我的这套书，在编排的时候，尽量拣那些有价值的，有可读性的，沾点文化边儿的文章。虽然，有些犄角旮旯的事儿，现在看着有一搭无一搭，我琢磨着几十年以后再看，也许有用，所以也把它安排到书里头了。
爱看我的文章的读者给我来信说：我就喜欢你的这种实话实说的厚道劲儿。是的，喜欢说大白话，实实在在，不装“大辦儿蒜”，这就是我追求的做人和作文的风格。文坛老前辈冰心女士看了我的文章后，给我写了几个字：“说真话就能写出好文章。”——这几个字，已然被本书的责任编辑张承先生安排到扉页上。
说真话，说实话，这是我追求的文风，但还是那句话：“想”和“追求 ”跟现实并不是一码事。也就是说，不见得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值得后人看，可是我往这方面追求了，努力了，脸丑不能怨镜子。我不怨镜子，怨也没用。只能用？丑媳妇不怕见公婆”的爽快劲儿，把“丑”给遮过点儿去。
其实，每本书的好坏，作者甭言语，读者自有公断。
为了使这套书内容更丰富一些，更具有保留价值，在编排时，我和张承先生准备了近千幅图片（照片），原本我们合计着书里的每篇文章都配上图片，这不但能使书的装帧更漂亮，而且图文并茂，您翻阅的时候，瞅着多有意思呀!可是如果配上照片，自然就会增加书的厚度。书一厚，可不是说着玩的，书的价码儿就得跟着上去，成本高了嘛。一本书三四十块钱？读者再喜欢看我的东西，也只能望“书”兴叹了。这年头儿，有钱的人不买书，买书的人兜儿里都没多少钱。为亲爱的读者想想，咱还是别上图片了。尽量使这套书的价码儿低着点儿吧。当然，出版社对这套书很当回事，在版式上装帧上用纸上都做到了尽量考究。
这套书写的是北京的事儿，所以，张承先生和我琢磨着照通常出书的路子，找位名家给书写个序。错来，这对我来说并不是费神的事，我这个当记者的整天在社会上“泡”，接触的名人名家不少。给哪位作个揖，搭个人情，请他们写篇序言，把这本书捧捧，哪位能不给我个面儿呢？可翻过头来一想，让名人写序终归有借名人之笔出名之嫌，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多不合适。何况人家对你出这套书的初衷并不了解，对你书中的每一篇文章的写作经历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干不滋咧来那么几句闪光耀眼的话，意思不大。可一本书，没个序言，又像一个人没戴帽子似的。干脆， 自己的 “孩子”，还是自己抱着说几句话吧，于是有了这一篇“想给后人留点东西 ”。算是在您翻阅正文之前，先跟您聊几句闲篇儿吧。是为序。